论儒家的中和观

在先秦儒学 中,中和观念渗透 于本体论、道德 论、价值论以至社 会管理等各方面。 它既具有本体论内 容,也包含主体性 内容;既是对事物 进行判断的价值尺 度,也是保持人际 和谐的行为规范。 中和是先秦儒学的 核心范畴之一。 一、关于中和 的意义限阀 从语源上来说,“中”有三种初文形态,即、中、。以旌旗表日中之形,为旌,为日影:中,以矢贯的;,盛简策之器。这三种形态的基本母体是中,以后即统书为“中”。(参见姜亮夫《中形形体分析及其语音衍变之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     

先秦儒家“中和”思想对古典乐论的影响

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谐和的艺术观,先秦典籍对其多有记载.先秦儒家在吸收百家众长的基础上提出“中和”的审美观,确立了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在中国古典乐论史上影响深远.     

儒家的“中和”观与中国的书法艺术

儒家思想曾给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巨大影响,其“中和”观就是儒家最重要的书法艺术观。所谓“中和”艺术观,就是通过书法艺术结构内部的各种审美因素间的对立和变化,达到“中和”或“和谐”的理想境界,以求充分扩大其艺术表现力,最大限度地展现书法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羲之就是唯一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人物,后来众多的书法家只是继承王氏书法艺术的某一方面的特点而无法与之比肩的原因,就在于后来者都没有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缘故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说“两”

说“两”孙向阳本文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两”的词性、词义、表达形式及其发展趋势，对马国权西周春秋金文中“两”用为数词和王力“上古的‘两’，最初是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①的观点提出疑义。一马国权在《两周铜器铭文数量词初探》②一文中认为“两”用于车是量词，用于...     

论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说

近年来,随着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传入我国,学术界有的同志开始以“需要层次论”“人格三因素论”为参考构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有的同志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它忽视了意志力、道德力在理想人格中的重要地位。这种看法指出了伦理化、政治化的儒家遗留给我们的精神包袱,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有益于我们在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坚持在思想战线上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但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设计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儒家有先秦儒家、汉唐儒家、     

论儒家“中和之美”对中国古典戏曲叙事范式的文化观照

中国古典戏曲尊崇“大团圆”结构模式当与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整体性、求同性、直观性的“天人合一”的“中和”期待视野调谐融和。它蕴含着国人对以人的肢体、语汇、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为传播媒介的艺术表达体例的独特悟化以及炎黄子民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哲学观念、文化心理、叙事视角、生命品位等在艺术演绎人生现实上的审美映射并彰显着悠观风卷云舒式的诗意栖居的生命情韵。     

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

儒家美学思想对我国的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中和”美学思想。“中和”美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度的那样一种荚。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与艺术上,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泉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方式上讲究委婉与喻比,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郭洪纪先生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如题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内圣外王”论进行了评析;①“内圣”与“外王”的渊源与演变,作者认为,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母题,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百世不移的最高理想,孔子依“天下为公”的思想,把极高的社会理想托始于远古,遂有大同小康社会之说,为后世立下了内圣外王的圭臬。汉代尊五经,有存“三统”之说,还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之说相配合,主张政局衰坏,便应让位于新政。魏晋以后,玄学的兴起与道家思想的膨胀,使儒削弱;佛学的传入与禅宗思想的发展,又使儒学受到挑战。唐末五代的百年大乱,社会残破,道德败坏,人心空虚,宋儒起来重建人生,修复王朝,内圣外王的精神有了复兴的目标。明代君权专制高涨,政治恶化,许多学者不愿从仕而有志于圣学。清代,皇权主义和官僚政治发展到了顶峰,文字狱大兴,儒学无论讲内圣还是讲外王,都可能触祸,因之转而讲名物考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代的形成,一些学者重提内圣外王,以求图强。此时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更多的学者转向西学之中吸取精粹来进行启蒙教育,终于动摇了儒学独占的局面。②内圣外王的伦理价值与局限。儒家之所以能独     

先秦儒家的中和审美理想

我国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进入了灿烂辉煌的繁荣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原始宗教的冰释,一个自由争鸣、思想解放的时代开始了.古代审美意识也发生了一个巨大飞跃,先秦儒家学派依照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从丰富的审美经验中抽象概括出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它标志着我国先秦艺术的高度繁荣、审美活动的空前丰富和美学理论的惊人水平.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化重建呼声最响的新儒家学说,坚持认为由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侵蚀和磨合,传统文化早已不能维持它的原来面目,主张儒家文化变迁应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儒家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并a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依据,即把儒家文化的传统主题“内圣外王”论,给予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内圣外王涵蕴着儒家精神的真谛,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新取向,把“仁”和“道”的思想精粹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个人价值选择和道德自主的新含义,以期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儒家“中和”思想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作用

儒家中和思想作为儒学一以贯之、久远不竭的"道统",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蕴,对于维护和实现文化安全能够发挥三大积极作用。一是和而不同,努力达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互补,能够增强民族文化的实力,藉此抵御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大冲击,维护民族主权包括文化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二是致中和,追求自然之和谐、社会之和谐及人生之和谐,维护和实现不同区域社会之间和睦相处。三是允执其中,反对过与不及,在国际文化交流、碰撞乃至冲突发生时,可以化解文化冲突,维护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尊严,并合理地利用他国文化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目的。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孟之道”

孟子通过对人性善、性命关系理论的系统发挥 ,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创造性地引入人性 ,并确立了“性”、“命”合一的原则 ,从而为《中庸》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基础。此为孟子对儒家人生哲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 ,也是我们理解所谓“孔孟之道”中“孟”的意义的基本依据     

论儒家哲学的“外在超越”

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后认定，宗教精神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分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承认儒家哲学只是内在超越而否认它的外在超越，即儒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合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的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必胜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     

论船山诗学“中和”之美

船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其诗论具有“中和”之美.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内容选择适度、中和;“温柔敦厚”的典型性表述;中和的语言结构;选择平、雅、静、净、匀等的词语来论诗、评诗等.这些都体现了船山诗学的“中和”之美.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儒家“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思维向度

儒家“诚”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概念“诚”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德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诚说正是通过对“诚”作为天道本体的理论阐释和用“诚”贯通天道、人道的理论运作而构建起来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由人及天、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和谐”与“中和”美论之异同

作为东西方古典美学核心观念的两种不同美学形态,"和谐"与"中和"美论之间既存在相通之处,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相通之处体现着人类初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不同之处则见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各自独具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和深化,从中可以看出二者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