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见于《资治通鉴》,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中化出。近代往往望文生义,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据此推论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得到的结论不符史实,因之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罢黜百家”,有当时特殊的指谓和政治动机,“独尊儒术”在当初也有具体所指。儒家成为武帝以后中华的主流思想主要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它的振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的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无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限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于汉成之世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堪称汉代经学文化的标志性术语,以往人们往往将它视为汉武帝的"专利".本文借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角度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汉成之世的重要结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

关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几种说法虽然时间相差不远,但关系到能否定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的问题。本文对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真伪所在,进行了考辨和分析,同意并证明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之说。在这之前,汉武帝在卫绾等人的协助下,已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作者认为,董仲舒不应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老的勋章,也不该戴罪魁的帽子。     

从董仲舒在胶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对策说

董仲舒的对策年代是一个关系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样搞起来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对策说认为,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我曾论证董仲舒对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五月,证明他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后来一些学者也著文反对建元元年对策说。苏诚鉴反对建元元年对策     

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基础和形式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开展对话的基础前提是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儒家思想实现了制度化,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客观形态,这样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形式便表现为儒家以独尊的地位对佛家和道家的政治、社会功能价值进行评判。而佛家和道家面对儒家的评判则在儒家的独尊地住面前对自身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对话的性质是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沟通。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论董仲舒思想的"杂家"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董仲舒亦因此获得了"儒首"、"儒宗"的地位.但从思想成分看董子并非"纯儒",而是"杂儒",他延续战国后期诸子"百虑一致"的趋势,把百家思想与传统儒学熔于一炉,炼就了迎合帝王政治需要的新儒学.由于这种"官儒"已采百家之长,既适应国情特点又可"通万方之略",这就为"罢黜"与"独尊"提供了条件,为战国秦汉以来的治道探索划上句号,并开创了后世王朝"霸王道杂"的先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汉代政治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历史的""六艺之科"与"思想的""孔子之术"两条主线。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尊儒"的制度基础,但武帝朝出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以至对立,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议的召开,"六艺之科"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产生"新秦政",对"尊儒"提出重大挑战,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入新的阶段。其后元帝、王莽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虽不断试图融合,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王莽政治以极度标榜二者,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汉、唐学校教育异同论

汉、唐两代的学校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文教政策的制订，还是在学校体制的建立，以及官学与私学两者的相互关系方面，都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各自的时代特色。本文拟就汉唐两代学校教育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倾向及其脉承联系进行比较性的讨论，以就教于方家。一、在文教政策的制订与贯彻上，汉代与唐代都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则“尊重儒术，兼重佛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     

论董仲舒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吸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由董仲舒提出，被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看作是汉初已推行六、七十年之久的道家支流黄老学派思想终结的标志，董仲舒本人也因其力倡儒术有功，而被后人冠以“汉代孔子”的称号。其实，这位“独尊儒术”的倡导者，在其学术思想尤其政治思想体系中，不但兼蓄了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而且也对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政治思想作了很多吸取。本文拟对此加以论述。众所周知，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含便是无为而治。老子哲学思想最高范畴是“道”，“道”是先天地万物而生的，是“独…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论置博士弟子员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学术界对于汉代思想的转型与汉武帝的联系有着一致的认识,因为汉初六十年的历史是黄老尊崇的日子,而武帝之后,则是独尊儒术的时期。特别是,在儒学（确切地说是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汉武帝前后的思想界、学术界的分歧就日益明显了二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武帝后的意识形态建设时,一些更需要辨析的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从黄老尊崇到独尊儒术,其间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经学之间的分歧是怎样的？它体现为怎样的思想史、学术史的意义？提出这些问题的认识基础是,思想史的变化过程通常不是“突破”的,即使像武帝时的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孙景坛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认定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     

秦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的人文语境

周秦更替,秦短命而亡,其时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感通,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由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道德不一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王权尊崇上由东周的王权旁落到中央集权国家王权专制的转化;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由道德之意向究天人之际的天人感应转向。汉初为恢复生产,与民休养生息,而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为主导思潮。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随着儒学的制度化,五经成为两汉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价值理想的载体。新莽期间谶纬之学得以流行,统治者把它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白虎观会议,就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原则、伦理纲常的规范、思想行为的准则,都做了规定,使儒学的制度化具有法定的意义。     

传统文化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两个问题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它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风俗、习惯等几乎所有的角落。一、传统文化与中央权威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理论上强调最力者莫过于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思想，儒家三纲五常中的第一纲便是“君为臣纲”。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汉武帝认可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儒家宗师孔子尊为圣人，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儒家思想可以为他们倡导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大一统思想固然是现代人批判的对象。但是，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也…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汉代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统治者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     

论经学与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

经学产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不过是维护绝对权力的思想工具。由于它从此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囿于一个狭小的思想天地之中，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蜕变，即使知识分子放弃了追求真理的天职，而成为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忠顺奴仆，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化的发展进程。通过对西汉时代经学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系论述，应能正确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