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食物神圣化与莫言创作的乡土崇拜意识

莫言的创作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寓言。莫言所描述的是一个充满饥饿、疾苦而又无助的"农民世界",这个"农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缩影。莫言研究应该回到莫言那里去,回到莫言创作的乡土性和农民性,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莫言的乡土化、中国化的研究思路。莫言研究的乡土化、中国化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农民世界",切实关注农民的饥饿与疾苦,切实关注农民的无助与挣扎。莫言的创作是围绕着食物与土地的循环展开的,食物神圣化与乡土崇拜意识构成了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红高粱"由食物圣化向植物图腾的转换,标志着莫言走出了自己童年时期的饥饿记忆,由现实的食物神圣走向精神的乡土崇拜。面对土地流失、食物异化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莫言的创作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危机与困境。     

鳄鱼的“血地”温情与狂放幽默——莫言散文的故乡情结与恣肆反讽

莫言是狂放不羁的小说家,但是,其散文世界却相对规范。莫言的散文是五四以来的那种乡土抒情散文,以故乡、童年的乡土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和小说相比,莫言散文固然也书写童年的苦难,然而,更主要的却是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的归依,对童年欢乐的回味:本色、质朴、真挚。莫言的幽默小品是狂放性幽默,犀利而风趣,这是他的小说精神的外射。     

西部精神与生态意识——论新世纪甘肃乡土叙事长篇小说的精神内质

新世纪以来,甘肃涌现出一批思想艺术价值较高的长篇小说,本文以雪漠、马步升、王新军、张存学、唐达天等作家的乡土叙事为个案,分析了甘肃乡土叙事的特点、成就及局限.这些作家共同建构了一个博大苍凉的西部乡土世界,弘扬了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西部精神,表达了他们对故土的深沉眷恋和强烈的苦难意识、忧患意识、生态意识和悲剧意识.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莫言的乡土小说,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华民族的种性、族性和文化性,以小说的方式抒写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历史沧桑,并建构了"现代的我"和"原始的他"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从而给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厚的体悟和认知,亦表现了其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视阈.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     

逃离与回归——论莫言的乡土情结

乡土情结是缠绕在人们潜意识深处的对故土的眷念之情,是人类寻找心灵归属的一种心态,对故土家园及童年的回望是作家实现心灵回归的一种途径。与众多乡土作家不同,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绪构成了莫言乡土情结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莫言的作品建构了独具特色的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空间,并在创作过程中一次次完成了精神返乡之旅。乡土情结既是莫言文学创作的源起,同时也促成了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风格的形成。     

彭家煌乡土小说论

彭家煌是“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优秀一员，他以溪镇为自己着力表现的乡土 世界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人性与人的价值等层面对溪镇人的生存状态作了充分展示。通过对 封建传统的批判，显示出小说内在的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乡土记忆与文学能量

莫言因其作品"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而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形式上的对接。贫困饥饿而嗜书如命的早期生活经历,以乡土记忆的方式沉淀到莫言创作的心理结构之中,并促成其小说谱系茂盛的民族根系、浓烈的生命崇拜和拓新的先锋姿态。东方与西方汇通、古代与现代融合、民间与主流碰撞,构成莫言文学景观中独特的民族指纹和新锐的创新精神。辩证对待方兴未艾的"莫言热",不仅有助于莫言个人的自我超越,而且有利于维护和谐共进的总体文学生态。     

我们因何对莫言获奖失语?

莫言创作呈现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文人价值观之外,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和“革命”两大价值体系之外.莫言发展了一种用乡土演绎乡土的叙事技术,一种展示“地方知识”、“地方思想”、“地方感觉”,一种真正不依赖外部“理论”和“世界观”来解释地方性生活和现象的小说叙事技术.莫言的获奖,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尽管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胜利,也不是启蒙与革命叙事传统的胜利,是汉语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胜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的胜利.     

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

近来出土的隋《虞弘墓志》中的"鱼国"、"尉纥驎城"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学者已多有探讨,但见解不一。本文认为"尉纥驎"为一操突厥语的部族名,"驎"或为其后缀,"尉纥"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袁纥/韦纥(回纥)的另一译法,而"鱼"则是"尉纥"的省译,"虞"姓来自于国名。可见,虞弘是一位早期回纥族人士。     

论刘备

刘备“折而不挠”，终得一方天下。他的坚韧精神值得赞许，但其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他重义、爱民，但心存诡诈；用人尚贤，但不明于察，不善罗致、使用、培养人才；尚儒，但不喜读书，思想和政治上均无建树；峻刑苛法，但执法随意；历经沙场，但不善用兵。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和”为美——评嵇康《琴赋》的美学思想

以“和”为美是嵇康《琴赋》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在哲学的层面是指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 ,它体现了宇宙生成的法则和规律。而这种法则的最好承载者是音乐 ,音乐代表了这种和谐、统一 ,所以“和”美是音乐追求的最高理想。在《琴赋》中 ,“和”美的要求贯穿于音乐创作的整个过程 ,包括乐器的特点 ,乐声的描绘及音乐创作的心理准备等各方面 ,而主要的表现是要创造一个清远、冲和、恬静、脱俗的音乐意境。     

无名的“他”——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他》中的身份焦虑解读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他》描写了一个被父母和家庭抛弃的美国南方孩子.这个孩子始终被称为“他”,而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说中“他”的无名状态意味着个体被剥夺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而小说结尾处“他”被送往县救济院则意味着“他”既遭受了老南方的否定,又遭受了新南方的抛弃,“他”陷入到被历史与现实双重抛弃的处境之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南方女作家,波特在《他》中表达了南北战争战败后美国南方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他》中那个无名的孩子正是波特这一代新南方人对于自我身份焦虑的形象化体现.     

论德勒兹的非理性认知论

德勒兹轻蔑传统理性;反对资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一类宏大叙事,倾心于身体的感觉与欲望的创生性研究;反对现代认识论中的主客之分、心身之分、镜像反映论、被动主体、真理观、总体性话语;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认知对象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欣赏认知领域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颂扬身体、感觉、交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出构造性欲望理论,强调欲望的革命性和生产性;提出认识论上的"块茎说",反对传统的"树状思维模式";主张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反对终极性理论体系.     

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性意义结构

阿尔弗雷德.许茨作为追溯生活世界意义构造的思想家,把日常生活世界看作是意义构成的世界,认为个体对"生平情境"的经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人行动的领域,把社会行动定义为有意义的经验,日常生活因此是意义构成的领域。日常生活由于其主体性意义而成为社会实在,而且是人的多种实在中的最高实在,是其他各种实在的基础。对于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具有的是突出的实践兴趣,实用动机支配着我们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延安整风是我党建设史上一次伟大的运动。任弼时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他协助毛泽东作整风运动的准备 ,结合历史 ,对照自己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并具体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等整风运动 ,为延安整风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女神”形象看李贺对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李贺以其仙鬼题材的诗作闻名于世,并被认为是有唐一代最得屈原之风的诗人之一,原因在于他的诗在屈原浪漫想象的基础上增添了恢诡谲怪的色彩,从而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李贺仙鬼诗中的"女神"形象,与屈原辞中的"女神"形象亦存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且反映两人生命意识的联系与发展。     

一个大写的人——写在刘宗绪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

刘宗绪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良师,他真诚地关爱和帮助学生和同仁,他具有幽默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大写的人”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在断裂中架起桥梁: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中的拯救意识

雅斯贝尔斯把历史从纯粹的认识论领域中引出,明确宣称把历史的总观念奠定在超验的基础上。他为开放的理性精神开辟道路,努力消弭近代哲学以科学理性杀死上帝的虚无主义态度,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架起桥梁。他认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的统一,是人类互相理解、交流的活动,统一的目标是无止境的任务,人类必须担当起自我拯救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