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西化与两种西方美学——中国美学西化的运作机制

西方美学挟强势文化背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美学西化无法避免,并因面临西化挑战而激活本土传统的某些方向和侧面。中国美学西化,首先是中国美学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西化,这是中国美学西化的主流。中国美学西化其实不限于中国本土。中国美学传到西方世界之后,也随之改变自己的存在样态,以利于西方学界的理解和接受,这是中国美学在异域的西化。西方美学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种西方美学的分野:一种是存在于西方的西语西方美学,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对它进行任何加工和改造,属于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中国的汉译西方美学,它表达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诉求,并被过滤和改写,成为中国传统的延伸。西方美学"化中国"和中国美学"化西方"的双向逆行,由趋同性话语而走向普适性理论,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对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美学研究,对于以东西方多元美学为共同基础,使美学超越特殊地域范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学科,解构"西方中心论"并建构普世性美学理论,均具有示范意义。     

传统出路的求索——试析30年代知识界人士的激进西化路向

为了能给传统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指引出一条"顺其波而扬起流"的进化与更新之路,3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提出了以全盘西化观、充分世界化观、根上西化观为基本内容的西化方案.在此方案中,虽然对传统持激进立场是其最基本的特色,但是其目的绝不是为激进而激进,相反,而是为传统的西化而激进;尽管该方案在内容的设计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但相对于保守西化方案而言.无论是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还是防范传统的糟粕都具有自己的优势.     

西俗东渐与近代中国节日的特点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甚至是民俗文化都发生了变化,西化色彩越来越浓。近代节日文化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移植性、变异性、传承性构成近代节日的特点,这些特点昭示着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变,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在不断的加快。     

超越西化——论胡秋原的西方文化观及其意义

胡秋原根据历史事实指出,中国文化曾经长期领先于西方文化,这种格局在17世纪才发生逆转。通过广泛深入研究西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在近四百年发展繁荣的后期已经陷入深刻危机,并进而危及整个人类;导致西方文化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畸变为势利主义、虚无主义,而近代西方启蒙价值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或根本未能落实,或发生扭曲,故对于这种文化必须予以扬弃的超越。胡秋原揭露西方文化危机的主要目的在于矫正本国西化人物崇西贬中甚至趋西弃中的心态,由此表达的"超越西化"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

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苏联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后果,集中地体现在"500天纲领"上.它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苏联经济学"西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层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深刻教训,防患于未然.     

论英语强势文化挤压下的汉语恶意西化问题

在英语热引发的西方强势文化挤压下,汉语呈现出了飞速西化或恶意西化的态势,而"他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制度层面的过度嵌入以及英语文化消费的利益驱动是造成这一态势的三个主要因素.     

民国时期的文化论战与“国学”复兴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在强势渗入的西方文化影响下,走上了一条变革求新之路。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开放过程中,中西文化之争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迫切问题。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的大趋势已成定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利弊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引发了西化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几次大论战,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现实处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国学"复兴的文化趋势。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论后物质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向.人们从热衷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占有等物质价值转向对生态环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等后物质价值的关注.后物质主义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之出现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从唯物质化向非物质化、从强调"异质性"价值向注重"同质性"价值的社会转型.人们普遍接受物质需求合理化的生活方式,追求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政治领域出现了"解意识形态化"趋势,左派与右派之争在后物质主义的旗帜下开始淡化.     

五四:世界化及其理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了世界化的文化建设路径。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制约下,世界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现代化。虽然"全盘西化"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是后来才出现的,但五四时期已经存在这种倾向。《新青年》集团批判"特殊国情论",反对"调和折衷论",目的都在于推进中国的充分世界化。他们之所以主张充分世界化,主要理由是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进步,而进步的标准则是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更能够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     

社会人类学产于西方,就离不开西方么?

社会人类学自问世起就与一种全球过程相联系。这过程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西方扩张越出了欧洲界外,二是说欧洲以外的地方受了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逐渐西化。人类学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两种需要。一方面,欧洲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中留存着村落社会和族群群体,他们的风俗习惯需要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对于欧洲以外的民族,西方既然要与之通商、驻兵或传教,就得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人类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面临一个问题:它那套收集前文字社会资料的基本方法——参与式调查,既然是西方所产,便一定只能为西方所用么?作者以为不是。他指出人类学当初所以成长为一门学问,就在于它能够放眼他方,摆脱欧洲的旧框框。今天的西方早不是16世纪的西方。作者将其定义为四种因素的合成。世界的西化于是即可视为其中一种或全部因素的扩张。所以今日人类学的处境与当年已大相径庭。人类学自出生以来所经历的蜕变、所开辟的天地证明它能够创建一种超文化的眼光,再不以某一特定的文化为观察全人类的坐标。社会人类学不再与其出生地西方的利益血肉相联。这门学问既不日薄西山也非危机重重——虽然不少人类学家倒真是面临此种危险。     

中西融通:余光中诗论思想的主调

余光中诗论既提倡吸收西方文化资源,又反对现代病和恶性西化;既主张打破偶像、反叛传统,又强调纵的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现代诗的落脚点在中国,该经由中国诗的现代化环节达到现代诗的中国化。同时,中国的现代诗应该具有超越性,它在艺术上代表的是中国诗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新诗。     

梁漱溟的“尚情”说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情感要素的张扬和对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中,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讲究真情实感,坚持"主观的情感"而不是"客观的道理".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物质生活上的知足常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尚情无我";在精神生活中的行"仁"求"安".梁漱溟的"尚情"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国人在人生要义等问题上的困扰,帮助他们树立了自主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同时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房价飙升,是祸是福?

正最近,很多城市出现抢房潮。上海出现了352套"千万豪宅"开盘当天被抢光的现象,杭州388套商品房被1400个购房家庭在2小时内抢光,而深圳、南京等热门城市也出现"裹棉被排队"的"漏夜抢房"现象。不过,疯狂抢房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杭州、南京等一二线     

女性小说书写中的“以译代作”——兼论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启蒙还是浪漫?——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不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一场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风潮,因救亡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此一强烈的反传统文化批判,并不基于理性,而是出于激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西化,全面抨击传统,高唱文学革命,宣称文言为"死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类此议题莫不见到浪漫情调。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实质内容是经过中古黑暗时期的学术复苏,是欧洲文化自身的复兴,而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实即西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精神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固无可疑,然其无心之过,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前尘,不宜一味表扬胡适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也应论其过失,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论新文学“民本”意识的历史重构

从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便对自身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展开了全面的自我反思,其最显著的表现特征则是:创作主题由"个性解放"转向了"民族解放",叙事主体也由"我"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重新高扬,即反映着"西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彻底破产,同时更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劲力量。因此,新文学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并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去重建它的现代性品格,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原文照搬。     

家庭夫妇伦理近代变迁的民间基础

以往一般认为,中国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近代家庭伦理是维新时期明确提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平等观念影响的产物。本文则通过考察后指出,维新运动以前一些通商城市里首先出现的单身化和小家庭化,以及妇女走上社会谋生的生活方式变动,是中国近代家庭伦理萌生的启动条件;而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夫妇对等的传统民间生活伦理是中国近代家庭伦理演生的主要内在源流,由此演化萌生了男女并立、夫妇为友的近代家庭伦理。由此表明,中国近代家庭伦理的最初演化萌生,主要不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而是城市化、商业化社会变动带来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动的伴生物,具有中国社会内部民间生活变动的社会基础和民间生活伦理的观念基础。     

孩子需要舒适的家

正这些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许多家庭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住房宽敞了,各种家用电器齐备了,这些"硬件"无疑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生活环境。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尽管许多父母都把孩子摆在了家庭中很重要的位置,给孩子买吃、买穿、买学习用品、上辅导班、上重点学校……但在家庭的"硬件"建设上,不经意间又出现了忽视儿童的特殊利益、不利于孩子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有的家庭摆设富丽堂皇,却没有一点"书香气",甚至没有孩子写作业的小书桌;有的家庭按照成年人的娱乐需要装修和布置房间,却没有考虑孩子的成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