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岭南文学的“城市化”趋向

如何把握新时期岭南文学的趋向?首先要从近10年来广东在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这一时代特点来考虑。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城乡经济生活的大调整和新建构,体制改革中“市带县”的社会区域的结构方式的重新组合等等,使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田园式生活急剧向城市化转变,思想文化也由封闭转向开放更新。岭南文学在反映这一历史变革进程时,也实现着自身的蜕变。它集中体现在反映的生活对象上,是把视点愈来愈集中到“城市”。不论是写乡村题材还是其它题材,岭南文学都有一种“城市化”或“都市化”     

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一些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一些则遭遇到异域文学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白之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文学需要白话,教育更需要白话,因而,在教育领域有过一个与文学中同样重要的白话文运动。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将文言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教育的现代化、大众化强烈地需要一种通俗、易学的书面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自发萌动了一场语言变革,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变革虽然也受益于胡适在文学领域中策动的白话文运动,但它是独立的、自主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谱系。套用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辞,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应当有一个“国语的教育,教育的国语”的问题。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网络文学的“比特赋型”

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源于“比特赋型”的技术功能.从原子到比特的媒介转换催生了文学本体的媒介置换,创生了全新的文学家园.比特复制、比特变形和比特速递让文学生产、作品存形和时空域传播实现了迥异于传统的历史性转型,媒介革命创造的文学景观改变了文学的美学呈现.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做好发展小城镇这篇“大文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被愈来愈具有世界性的城市化进程所充分证实。在全球性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处于什么状态,如何设计中国城市化的方向、道路和进程?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下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块。在50年代到70年代“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 ,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 ,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 ,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 ,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三块空间 ,在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 ,出现了构建“全球化”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倾向     

世代相续的系统工程——由“现代化与人的素质”重提文学与“改造国民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鲁迅 ,不少文学先驱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主要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以鲁迅为代表 ,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提高国人素质的追求 ,确实不遗余力。鲁迅不仅调动了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 ,而且始终抓住了心理的层次 ,在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深入开掘 ,发现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民中的一系列劣根性。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 ,仍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倒“U"型规律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得出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型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我国城市化的拐点值.从“伪城市化”角度解释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超过倒“U”型拐点的水平,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的事实,并且通过各个地区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倒“U”型规律在中国的适用性.     

中国的新一轮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及对策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类似,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存在区域性差异和城市化发展滞后等特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必须实现由追求城市化率向追求城市化质量方向转变,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可持续型转变,即从数量型城市化同绿色城市化、生态城市化、低碳型城市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从城市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的过程中,一定要引入先进的、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适度合理地规划城市、建设城市.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区域的“城市性”与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

本文提出区域的“城市性”,对城市化涵义作出新的认识.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应该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当下文学“语不惊人”的本质原因——当代文学问题研究之四

中国文学自1990年代以来,从“失重”到“躲避”,再由“边缘”到“失语”;进入新世纪,更是越来越沉沦。中国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外部的浅层次的问题,更重要是文学自身的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文学对民族文化的疏离,文学可能会成为语言空壳;二是文学对中国问题的忽略和忘却,大大减少了现实中国问题的印记;三是文学思想的贫乏与精神的萎靡,文学难以承载起文学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