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公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的公诉制度一方面受到世界法制发达国家诉讼制度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另一方面也内发于我国的政治制度与司法实践的具体经验.因而,我国的公诉制度有其自身的独有的特点.其中最本质的地方体现在我国的公诉权从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在社会矛盾增多和日益复杂化的当下,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至关重要,改革和完善具体的公诉制度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资产公益诉讼中的检察官提起非刑事公诉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情况特别严重,但是现实中很难看到对此实行司法保护,其中一个制度上的障碍就是没有规定诉权主体。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应该以诉人身份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提起非刑事公诉;同时,立法机关应该从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非刑事公诉权。     

我国公诉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研究

根据犯罪侵权后果的二重性,以博弈论理论审视我国公诉法律制度,其存在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诉讼地位、立撤案程序、定罪量刑程序、刑罚执行程序、司法救助等五个方面.究其因,在于立法理念上仍受限于国家追诉主义影响以及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理论准备与实证分析还不足够等因素.为改变公诉制度存在的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情况,文章提出了建立均衡保护的理念要赋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博弈机会;在控、辩、裁“三方构造”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改变被害人权利“被代表”的地位,使之成为诉讼构造因子,建立起刑事诉讼的“3+1”构造模式等,进而指出在赋权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证受害人权利的限度问题.     

论我国法律监督制度对当代检察制度的发展

法律监督的本质精神是控权.中国控权型检察制度形成的直接渊源是大陆法系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前苏联转换的以法律监督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间接根源是中国古代的法典化传统和御史制度所包含的控权精神.现实渊源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选择.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历了两次发展.第一次发展发生在德国.通过这次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以控权为本质的检察制度.第二次发展发生在前苏联和我国.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不仅全面汲收了控权型检察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而且通过法律监督制度,实现了对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又一次发展.在中国,通过这次发展,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特点的检察制度不仅全部包含了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国家权力的双重控制"和"客观公正义务",而且正在形成一种更为全面、更为多元的权力控制机制.     

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     

试论建立公诉变更制度的必要性

法院自动变更起诉罪名甚至起诉事实的做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实。笔者以为，这种由法院白行变更起诉罪名和事实的做法，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违背了公诉权与裁判权划分的最低界限，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这一模式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控审职能分离，如秉再允许法院以职权直接改变指控，这种职能分离必然受到损害，造成一定程度的自审自理。因此，有必要建立公诉变更制度。     

中外公诉裁量制度初探

本文对中国和英、美、德诸国的公诉裁量制度作了全面比较 ,指出各国公诉裁量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公诉裁量权在监督制约基础上适度扩大趋势 ,这一趋势体现了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和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我国的公诉裁量制度应从适应范围、救济措施、案卷材料移送等方面改革和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歧视性起诉”

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相似情形不同处理的歧视性起诉现象,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为了实践宪法,实现法治,缓和社会冲突,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对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行程序性制裁。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论刑事公诉程序的问题及其对策

公诉程序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取消目前的庭前审查程序、建立证据展示制度、适度引入“辩诉交易”、实行公诉人当事人化、建立公诉变更制度、适当限制庭审案件的补充侦查是完善公诉程序的可行性对策。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刑事司法改革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干扰了刑事司法改革的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针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现实的改革方案,即通过理顺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鉴定体制。这个决定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刑事立案监督的制度缺陷及完善

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之法律规定几经变革,虽然其框架建立起来了,但其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善,致使监督的及时性、有效性不能充分发挥,对于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改进,可以通过检察审查会制度,赋予其相关职权,在制度重构的基础上对立案监督制度加以完善。     

权力的扩展与运行机制的平衡——历史向度中的公诉制度

公诉制度的诞生以检察官的出现为标志,以人们对犯罪客体的全面认识为理论前提。对公诉制度的界定必须围绕公诉主体、公诉目的两个方面进行。公诉制度的变迁遵循了适用范围日益扩展、公诉机关日益独立统一、起诉条件日益规范、起诉原则日益科学的发展变化趋势。我国现行的公诉制度在向国际刑事司法准则靠拢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依然存在着不少缺憾,应该从厘清检察职能和实现控辩平等的角度对其予以完善。     

刑事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冲突及调适——兼论审判监督权的强化

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之间并不是包容关系,人民检察院的职能应当包括法律监督和刑事公诉两个方面,但这两项职能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以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为例,现行公诉人兼刑事诉讼监督者身份的模式既不利于实现监督职能,也会减弱控诉职能,应当对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建立统一的监督机构,强化对审判行为的监督。     

我国刑事公诉案件撤回的理论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将已经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撤回起诉作出明确的规定,不仅造成了理论界的困惑,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的问题。立法上,对我国公诉撤回的适用事由应该尽量明确化、具体化,防止因公诉撤回的滥用给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此,立法者可以考虑采用概述式、列举式与排除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加以规定,以确保公诉撤回事由的严肃性、统一性。法院应当具有公诉撤回的司法神查权,但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司法审查的方式,使其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司法审查流于形式。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再认识

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到当事人地位,这更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学术界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不同看法,有完全肯定的,有完全否定的,也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在法理上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我国刑诉法应该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使其当事人地位名实相符。     

我国公诉案件立案制度的缺陷及改进

我国现行立案制度设置的不合理性 ,导致了国家追控犯罪职能的削弱乃至缺位。笔者提出完善我国立案制度的若干建议 :明确立案前审查活动的侦查性质 ,赋予检察机关的立案及撤案决定权 ;同时 ,赋予被害人不服不立案决定的司法救济权 ,凡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 ,由法院裁定侦查机关立案侦查。     

刑事不起诉制度初探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的界定、概念的表述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