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海霞》拍摄始末

“文化大革命”前期：以“文化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在舞台上大搞“样板戏”,并由此形成了八亿人民八台戏,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局面。1971年5月20日,长于故事片拍摄的导演谢铁骊借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9周年之际同导演成荫、摄影钱江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并就如何抓好故事片摄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人间长此寄深情

十年“浩劫”虽已成为历史，但说来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尤其那些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功臣、志士，更是令人悲叹不已。“文革”第一个被害的邓拓便是其中的一位。     

“文革”中的洋造反派

“文革”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在那个动乱年代,不仅亿万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今日蒯大富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文革”后六百部电影是如何解禁的

1979年，对大量“文革”前拍摄电影的解禁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家宴”的腐败

某市一位领导要退休了。可这位领导同志想退休后发挥点“余热”——为贫困农民办点实事、好事。于是乎，退休前便亲自出马成立了一个“扶贫协会”。心里这般想着农民群众，这位领导也算是个大德之人了!     

义举

1967年7月下旬，夏日炎炎，“文革”运动也如火如荼。 一天，我和弟弟在旗人委的大礼堂前玩耍，忽然，一个伙伴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快回去看看吧，红卫兵到咱们院里抄家来了。”     

六姨眼中的外甥女孙维世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毛泽东像章的收藏

毛泽东像章是指以毛泽东为表现主体的像章,简称“像章”“红宝章”。“文革”中,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当时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     

是父女，也是朋友

在“文革”长达10年的煎熬中,在我心灵最苦涩荒寂的时候,是两个孩子给了我挚爱和安慰,她们以血浓于水的亲情滋润着我的心田,让我度过了那段坎坷岁月。最难忘的是,我与两个孩子的三次“旅游”。所谓“旅游”,其实并没离开北京市。那时,我尚属“专政”对象,既无经济条件,也无行动     

作家“文革”中在劳改农场

一 时间：“文革”年代1967年的正月十五。 地点：滨海劳改农场中的一个监号。     

四十年前的郊游

1968年的春天,北京的是学生们已经逐渐淡出“文革”政治的狂热,在那种既无学校束缚和学业压力,又对前途茫然和百无聊赖的环境与心态下,阅读小说和野外郊游成为当时生活的两个重要内容。     

特殊年代：中国驻苏使馆活动纪实

本文作者在“文革”期间曾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亲历、亲闻了发生在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事件，今天读来恍若隔世、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春苗出土迎朝阳——难忘北京车辆段岁月（三）

“春苗出土迎朝阳”是“文革”电影《春苗》主题歌歌名。尽管《春苗》像其他“文革”电影一样,渗透着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和“高大全”痕迹,但由于创作者深人生活,贴近群众,艺术地再现了“文革”中的“赤脚医生”,所以电影一公演,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春苗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汉字，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

卑贱：卑是没有钱,贱是不值钱卑贱：旧时指出身或地位低下如果出席某些活动,尤其是参加一些宴请,主宾依次入席,最重要的是“排排坐,吃果果”,排排坐是礼仪也是学问。主宾们在推搡谦让之余,最后总是身份决定了屁股,最重要的客人众望所归地坐在主人的右首,左边次之。只有“文革”时候例外,1969年举行“九大”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中心,“文革”风云人物一溜坐在了左边,那是要显示“左派”和“右派”的区别。     

邓小平复出始末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     

无惧：胡耀邦主政中组部

中组部老干支部与郭玉峰进行斗争 1976年10月6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及其蛊毒已深深渗透到社会肌体中，“两个凡是”，成了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以及彻底否定“文革”。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地区百年组织史（1967-1968年）

1967年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各种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史称“二月抗争”，但被中央文革小组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文革”时，我被囚于秦城监狱——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自述

牢里总有一两个人不畏环境，对我表现出友好。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拍牢房的门，我走到门洞前往外瞧，看到一个年轻的看守站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