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州段运河河道整治与漕运管理述略

漕运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在明代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运河徐州段在整个南北漕运中位置的重要性,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对徐州段运河河道和漕运的管理,除了治理险段、开凿新河道外,还设置众多漕运机构进行管理,在保证南北漕运的安全畅通的同时,对徐州城市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

明代京杭大运河沿线共设有50余处驿站,它们是供传递政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来往官吏等中途停歇、食宿、更换马匹、车船等补给所需的场所.这些驿站大都是兼有水路、陆路双重功能的水马驿站,它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并在国家信息流通与公务往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的历史考察

明代中后期开凿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开徐州黄河险段以及黄患对运道的威胁。泇河的开凿带来了运道的东移,给徐州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经历了明显的衰落。泇河的开凿在导致徐州地方经济衰落的同时,也给台儿庄和窑湾等新运道沿线城镇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的运河漕运及其社会影响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为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徐州商品经济的兴衰。漕运在明清小说和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徐州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影响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若干因素中,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漕运无疑是影响明清徐州城市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     

运道迁移与城镇兴衰——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初探

在明清时期为避开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而开挖的几条新运道中,以泇河的开凿最为曲折,同时对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由繁荣逐渐走向了衰落,运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兴衰。     

一分为三:明代运河水柜南旺湖权益分化的演变

运河山东段的南旺湖是明代运河上第一个水柜,在由自然湖泊成为官方济运水柜的过程中,形态逐渐清晰,与民间泊洼有了界限,湖泊中的各种权益也逐渐分化。起初没有水柜之名时,南旺湖与周边泊洼混沌一片,田土及湖产任意开发;嘉靖时期河道部门着手落实南旺三湖水柜的形态及机能,尽力扩大水域济运,清除了大量湖田,而后由于财政压力允许部分湖田的开垦,收益用于补偿开新河的损失;同时民间泊洼由于水柜界限的清晰也确立了民间所有的身份,其中的湖田纳粮为地方税收的一部分;水柜内湖产则一直保持对周边军民开放的政策,然而一度被藩王封殖,最终在明末解禁,复归于民。质言之,成为官方水柜的南旺湖,其所蕴含的资源并非随之一并为官方垄断,其中的水域、湖田、湖产的权益逐渐剥离,但这种剥离也并不恒定,中间存在着不同群体间反复的争夺。     

开凿当(涂)太(湖)运河 彻底瓦解长江洪水——为长江泻洪开辟辅助性的第二通道

长江下游行洪不畅、对中游江水构成顶托是今年长江洪水超警戒水位久久浸泡大(子)堤,致使管涌等险象环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针对这一要害问题,文章论述了开凿当(涂)太(湖)运河、为长江泻洪开辟第二通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运河尽量利用已有的天然水体或水道,实际开挖长度仅126公里,形成新航线330公里;它比长江原入海距离缩短110公里,洪水滞留陆地的时间可减少10个小时以上。因此,运河既可加快长江行洪速度与时间,减少洪水对中上游水利设施构成的危害;又可为太湖平原带来航运和蓄水之利。当太运河工程与长江流域其他水利设施及水土保持工程相配套,发挥综合效益,必能彻底瓦解未来任何罕见的洪水。     

通州新城建设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通州是北京市运河文化遗产分布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区。自金代北京成为封建王朝都城以来,通州作为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为北京城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期的漕运职能使得通州积淀了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并     

大运河文化的影像构建与叙事策略研究 ——以申遗纪录片《中国大运河》为例

影像是信息时代文化传播、表现和建构的重要媒介与形式,作为配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而创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大运河》,正是以影像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全面展示、形象构建与视觉传播。文章主要研究该片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影像构建与叙事策略,寻求大运河主题影像创作与运河文化建构的有效路径,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纪录片创作有所裨益。     

大运河，我的母亲河--写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际

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随着阿勒萨尼公主手中的圣槌落声响起,“中国大运河”项目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     

明代的科技发展与世界的比较研究

明代是中国科技史上具有转折性特点的一个朝代.从世界的角度,对明代科技的发展进行探讨.一方面,使人们对明代的科技发展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西方人通常持有的偏见予以纠正,从而正确地评价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垦湖与禁湖:运河水柜南旺湖的历史考察

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南旺湖就作为水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永乐以后至清朝中前期,政府为保证漕运,对南旺湖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咸丰之后,黄河改道,运河淤废,南旺湖的水柜作用丧失,这就注定了南旺湖最终消亡的命运。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灾荒与荒政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过后往往引发饥荒,给地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救荒因而成为当时国家和徐州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灾荒发生后,明清国家和徐州地方政府采取蠲免和赈济等众多荒政措施积极应对灾荒,在减少灾荒造成的损失和维系地方民生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其中的方法和手段值得我们借鉴。     

明清山东运河小城镇的历史考察——以七级镇为中心

历史上,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各个城镇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南北交融的经济带、文化带,运河沿线至今保留有大量的历史遗存与文化遗产。城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运河沿线大中城市的迅速发展,小城镇也日益繁荣,并呈现出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山东省阳谷县境内的七级镇以粮食码头著称。七级码头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它的历史真相。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古镇的开发,对于推动运河沿线城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为了探索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采用文献与现状资料分析的方法,认为运河文化遗产具有申遗价值,但现状堪优,亟待加强管理与保护,以使运河文化遗产继续发挥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大体以嘉靖朝为断限,之前进士的姓名多用二字,至成化年间达到了顶峰,之后渐趋于三字。嘉靖以前进士姓名不仅多用二字,且尤喜带“王”旁的字入名,以取其吉祥富贵之义。《进士登科录》上所载姓名,个别进士也可能日后复姓易名。明代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30%,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其中,进士的若干个母亲或妻子同姓氏者占有一定数量,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同姓或同族的若干个女子嫁给同一个男人的现象。而母亲与妻子同姓氏者所占比例稍大一点,说明这种近亲联姻在当时还是较为常见的。此外,《进士登科录》上所载进士的婚娶情况,统计的很可能仅是正妻,没有包括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