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R＆D投入模式分析

本文根据浙江省全社会R&D资源调查结果和最新的科技统计资料 ,分析了浙江省R&D投入结构 ,并通过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国内其它地区的R&D投入结构的对比 ,根据R&D投入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 ,提出适合浙江省经济发展的R&D投入结构定位     

地方政府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样本，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研发(R&D)投入及其流向(工业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均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2)技术创新在该作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完全中介角色，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促进作用；(3)流向不同和技术创新不同，地方政府R&D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程度也不同，以地方政府R&D投入的工业企业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积极影响最大；(4)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程度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合理利用R&D投入，抓住技术创新契机，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增长。     

论日本在华跨国公司R&D投资

近年来 ,日本跨国公司步欧美之后开始不断加强在华R&D的投资活动。在国际竞争环境驱动下 ,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首先被认为是其海外投资阶段性发展战略的必然 ,同时也是其全球化R&D投资战略的一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 ,作为技术换市场的方式之一 ,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是其应对我国产业政策和市场特点的手段。在获取资源驱动下 ,包括丰富的人力资本在内的中国技术资源积累是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     

韩国政府研究机构的课题管理制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按技术领域成立了若干大型的隶属于政府的科研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作为韩国国家改革体制中最核心的主体,在国家研发(R&D)体系中应起到创造新一代增长动力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主要以量的增长为目标,实行以课题为中心的管理制度(Project Based System,PBS)。1.韩国引进PBS制度的背景与目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市场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国家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纷纷加大对R&D的投资。面对这种趋势,韩国每年都大幅度增加对R&D的投资。随着投资的增加,各界更加关注对R&D投资…     

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

运用R&D强度、全要素生产率、R&D弹性和"位差"四个指标,可以对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作出定量描述,分析结果可运用于相关政策与战略的制定.     

企业技术创新中R&D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界面管理

R&D(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界面管理是顺利实现技术创新目标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R&D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界面障碍主要存在于创新构思的产生阶段、难题解决阶段和创新实现及扩散阶段,其成因主要是专业化、信息粘滞、目标差异、文化冲突等。应建立适应R&D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界面管理的文化模式和管理机制,并加强信息沟通管理。     

空间发展中的信息中心政策

信息中心构成国家或区域的R&D(研究开发)基地的主要部分,它们可定义为通讯、知识和研究基地(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空间集中,其目的是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传递给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中的使用者。信息中心的创立,对于特定地区的R&D基地的改进和扩展,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中心经常被——不加区别地——当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一、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的地理位置及其取得的成功程度,近年来在好几个国家成为研究的焦点。它们从公共机构(大学等)获取技术,受到强烈刺激。产业创新(尤其是产品创新)会从优良城     

FDI产业集聚的形成与演进

本文对FDI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原因和这种产业集聚的演进模式、演进动力和内在机制作了分析,进而从产业价值链区位分布的角度讨论了FDI产业集聚形式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影响;同时文章还讨论了FDI产业集聚所构成的外资企业生产合作网络在东道国的延伸问题,以及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与集聚动态化的问题.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集聚引资战略"政策不具有普遍实施意义.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DEA的中国制造业产业R＆D效率评价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采用数学规划方法,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利用观察到的数据样本,对投入和产业指标的权重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以此方法评估2006--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28个产业的R＆D投入产业效率和科技竞争能力,结果显示,我国各产业大中型制造业企业R＆D活动不仅存在规模上的差异,而且利用效率也有较大的差距,制造业各产业的科技产出普遍不足。     

员工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关系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中外两个研发事业部员工整体社会网分析

以两个集团公司研发事业部为个案,本文构建了不同情境下员工的社会网络,并对不同网络的关系特征值做了计算。研究发现,员工所处的社会网络位置对员工关系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网络结构特征对国有企业员工和外资企业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不同;中外企业研发员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发现为企业通过优化社会网络改善员工关系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丰富了嵌入性理论在中国企业的实践和应用。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企业培养开发创意人才的途径探讨

本文在对北京文化创意企业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企业如何创新人才培养开发途径提出了五项建议:应改变过去将培训投入当作费用的观念,而应将其视为企业重要的战略性投入;积极运用学习地图等方法来推动培训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培养开发人才;培育创新文化,塑造创新型组织;依据创意人才的特征,创新对创意人才的管理模式。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下,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到2012年追踪个案的数据,通过对农村学生小学至初中毕业升学历程的回溯,建立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辍学模型”和基于Logistic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升学模型”,发现家庭背景始终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撤点并校”刚开始执行的年份,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反而有所降低,家庭背景在“撤点并校”后对于子女的入学几率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教育上“主动投入”,而这种家庭层面对于政策的回应使政策的影响效果被削弱或者推迟,从宏观上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在教育层面上的再生产机制是每个家庭在制度驱动下做出选择的结果。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基于创业板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来,大批优秀留学人士选择归国发展,海归人员迅速崛起,成为企业界重要的新生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海归高管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然而海归高管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本文以2009-2011年中国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海归高管和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同时考察高管持股作为情境因素对于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投入,而高管持股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且高管持股弱化了海归高管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面影响。     

经济不确定性下研发补助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利用2007-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下财政补助与企业实质性创新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和研发补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但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研发补助对实质性创新激励效应下降;经济不确定性拉大了有无获得补助两类企业创新能力的差距,未获得研发补助企业的自有研发投入的实质性创新产出效率较低;值得关注的是,获得研发补助的企业并非将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实质性创新.此外,研发补助对于民营、 成熟期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激励效应"更高,且拉大了地区之间实质性创新水平的差距.     

论大中型企业中的不投资效益

一、不投资效益的一般性描述效益,简言之就是投入与产出的价值比较。没有投入,就没有效益,这种结论在微观领域已不证自明。但当我们取位于企业更为宏观的生产过程时不难发现,其效益的最终获得,往往是企业多参量投入的积累性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一次投入的直观反映。因此,投入与产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创新策略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产业虽然近年来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产业链的整合能力较弱,企业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投入资金和人力,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实现黑龙江省"十二五"装备制造业规划目标,实现黑龙江省跨越式发展,应依托产业集群优势,结合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升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具体创新策略包括:在网络化程度方面,建设完善的产业链网络、构建高效的支撑网络和培育基于信任的产业集群文化;在知识溢出方面,转变企业知识溢出的观念、拓宽知识溢出渠道;在企业知识整合能力方面,加强研发投入及管理、培养研发团队和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     

近年来日本企业雇用制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劳动投入是必需的最基本的投入之一,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如何在劳动市场上招聘劳动者,如何在企业生产中组织劳动者,如何在经济不景气时对劳动者进行调整等问题,便是所谓雇用问题。而雇用制度实际上是企业招聘、组织、调整劳动者的某种习惯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