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末位淘汰”

末位淘汰的办法在很多单位的负面影响是大于它的正面效应的.这种办法使记者们只重数量,忽视质量,束缚了有能力记者的个性发挥,产生了一批平庸的记者.     

我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

河北省省级重点学科评审结果揭晓，我院申报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榜上有名，这是该学科继取得硕士学位授权点后的又一喜讯。据介绍，河北省原有省级重点学科50个，因我院原是中央部属院校，不属于省级重点学科评审范围，故我院原来无省级重点学科。2000年，河北省对原省级重点学科进行评估，末位淘汰5个，保留45个，同时新增补30个，使省级重点学科总数达到75个。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解读——以“史诗性”文本和文学经典价值确认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了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史诗性＂文本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对文学经典的价值确认则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的合法性存在。     

对高校“淘汰制”的再认识

“淘汰制”在学籍管理中，运用“留降级”或“退学”等形式对绩差生进行处理的一种制度。淘汰制由来已久，凡学历教育，都离不开“升留级”。80年代中，我国高校学分制逐渐推行起来并有取代学年制的势头。由此而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实行学分制后，淘汰制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有关升留级的若干规定，是否应随之取消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公务员法》的“六大亮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根据“环境复杂多变需要灵活性,核心价值不变需要原则性,制度安排合理具有前瞻性,建章立制明确需要简明性”的特点,着力解决了公务员管理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并将符合现实特点原先又缺乏的内容予以补充创新,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法律化”。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干部人事依法管理的需要,是及时总结十几年来推行公务员制度的经验,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房产税授权立法之“经济合法性”研究

经济合法性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其中,实质合法性的向度由自然法传统所开立,其探求形而上的根本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合法性即合乎正义;形式合法性的进路由实证主义传统所创生,其追求可核实的形式逻辑结构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合法性即合实定法。基于财产权保障的立点来检讨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形式合法性,该授权立法与中国实定法的规则体系显有未洽;从平等权实现的观察点来检视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实质合法性,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实质正当性低度自足。在中国形式法治的场境下,注重形式规则体系的权力规导功能,在尊重市民社会自然生长的基石上培育一个开放的公共意见交互平台,以期实现合法性两个向度的合意张合,堪为重构合法性的一个可欲路向。     

试论庄子“忘”的四个层次——以“忘”与“丧”的辨析为视角

“忘”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此衍生出忘年、忘物、忘己等诸多修养工夫,其中以“坐忘”最为复杂难解,也最具哲学意味。在《庄子》中,不仅“忘”与“丧”在表面字义、审美倾向和哲学意涵上均有所不同,而且“坐忘”与“吾丧我”在表达内容、内在状态与后世影响上也有所区别。庄子之“忘”共有四个层次,依次是忘外物是非、忘形身死生、忘心忘己和忘忘,四个层次层层递进,既是道家“减损”的修养工夫,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部分,二者共同期待一个不受负累、自由超越的理想人生境界。     

罗尔斯“政治转向”新解——基于马克思意识形态分析的视角

罗尔斯“政治转向”的初衷是为解决内在于《正义论》稳定性论证的一个问题,但它似乎带来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难题和政治合法性标准的设定难题。对罗尔斯“政治转向”的已有解读忽视了罗尔斯“政治转向”和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深层次关联,无法对以上难题提供解答。借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洞察到:重叠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政治价值和生活观念都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塑;自由主义政治合法性原则在经济分配方面要求并且只要求社会最低受惠额,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后西方社会公共政治文化在政治理论上的表达。     

王弼“以无为用”论辨析

王弼在中国哲学体用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继承老子以来的体用思想基础上把传统的体用思想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体用"范畴,但我们不能因此低估王弼体用思想所取得的成就。一"以无为用"是王弼体用思想的核心命题。先看《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王弼的注是这样的："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本、埴、壁所以成三者,而…     

社团合法性——从资源依赖视角的解释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文章认为社团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获取组织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来维持,而资源的获得需要社团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各种主体沟通互动。而社团要想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环境中的各方主体进行沟通,其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获得是前提和基础。     

以垄断视角论公共产品价格监管

我国公共产品定价之所以偏离一般商品物价水平,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的国家行政垄断以及缺乏有效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为了更好地发展公共事业部门,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必须加强公共产品企业的成本管理与价格监督。要真正使企业的财务活动透明化,公开化。同时,要使国家的审计部门和执法机关,更多地关注公共部门的业务活动。     

《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报告”的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当叙述信息之于纪实的可疑性是无须对叙述内容的真伪作材料的考辨即可从叙述本身作出判定时,其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在报告文学中就成问题了。本文通过剖析《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认为前者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作者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这差异使其在纪实文体中难以具有合法性;后者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及其情感、情绪倾诉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既使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作风,也契合报告文学文体张扬作家"自我",凸显反思理性,赢取诗性特质的内在要求。     

Ideology of “Minben” Philosophy of Mengzi as the Cor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先秦儒家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民贵君轻”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其中尤以孟子提出的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仁政”思想为代表.孟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注重“民本”施行“仁政”,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民意”,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民心所向,如果统治者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推翻其残暴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民本”和“仁政”的本质在于“以民为本”本身.虽然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这种思想难免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掩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所起到的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警示、限制、弱化统治者的专制暴政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为士大夫阶层为民请命、争取权利、反抗暴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将之简单视为仅仅是为了巩固君权、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是思想上愚弄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是片面的、狭隘的.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合法性视野下的“大跃进”运动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中,对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满足是执政合法性现实的物质基础.建国以后,执政合法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已有初步的探索,而1956年、1957年发生的暗流以及国民经济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威胁着党的执政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改变我国落后的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群众才会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跃进"运动成为了当时必然的、看起来是合理的选择.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大学制度创设中的“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制度为例

本文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制度为案例,以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理论分析制度供给方和制度需求方的能动性,认为此案例体现了在现行我国大学制度创设中,组织追求制度的“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双重要求。     

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余江血防”为个案的考察

血防之初,长期遭受"瘟神"摧残的疫区人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心存怀疑,认为新政权同旧政权一样,不可能医治好"华佗也难医"的血吸虫病。党和政府则把血吸虫病隐喻成"反动旧政权",将血吸虫病的蔓延归结为旧政权反动统治造成的结果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展示新政权优越性、建构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血防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良作风,为新政权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政权消灭了给疫区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旧政权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极大地提高了疫区人民的健康、生产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