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老有所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在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为促进老年人劳动供给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应用就业选择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显著提升,并导致工作时间显著缩短;互联网使用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足以补偿工作时间的缩短,导致老年人劳动供给明显增加。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增强社会融入和改善自我认知等途径促进老年人就业,互联网使用所产生的工资溢价一方面促进了老年人就业,另一方面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短,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城镇居住、无隔代照料压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低龄的老年人群体,而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有养老金、无隔代照料压力和城镇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基于此,政府部门在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和鼓励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将有助于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显著增加。     

金融素养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金融素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与劳动供给时间、劳动供给质量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金融素养能够通过提升工作收入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增加劳动供给;第三,初级金融素养与高级金融素养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差别不大的正向影响。促就业需要重视金融素养的作用,提高金融素养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就业状况。     

论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的成因

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是在学校管理中容易被忽视的事情。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降低了学校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效率。造成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师劳动合同的不完全是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形成的可能基础,固定工资制是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形成的直接动因,学校对教师劳动供给监督的低效率是教师劳动供给不完全形成的外部环境。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

中国各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相对分割,劳动力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存在制度障碍,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工资率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能导致各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估算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结果表明:在每个地区内部,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均明显大于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明显下降;随着地区工资率的上升,男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没有显示出持续下降趋势。因此,消除户籍制度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工资水平,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而且有助于抑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古、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状况演变趋势

健康的劳动人口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将有效缓解老龄化难题,帮助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的转变。分析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变趋势发现,我国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健康优良比例达87%;年龄、受教育程度、锻炼次数、家庭收入、户籍等因素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在23岁左右达到峰值;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区域及城乡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化趋势呈现差异性,男性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尤其是40岁之后的健康优势更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其他群体,高中阶段教育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于农村。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

人口快速转变使得中国不得不提前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而从近期来看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上。总的来看,中国的劳动供求形势将因人口不断老龄化而发生重大转变,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正在远离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成为城镇劳动供给的主要来源,中国是否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扰将主要取决于城镇化速度和劳动力素质改善的步伐。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就是要在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尽快建立起能够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非农劳动参与,但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任务的增加会降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地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更低一些,此外,婚姻因素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     

劳动供给行为与就业体制安排的内在关系研究

本文依据现代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探讨了劳动供给与就业体制安排的内在关系 ,进而由国企职工的劳动行为特征推引出今后国企就业制度重新建构 ,并且应当特别注重参考借鉴日本模式的新思路 ,强调指出较为稳定的就业关系可能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女性就业与中国经济周期

构建包含就业性别差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女性就业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参数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显示,女性劳动力就业弹性、名义工资刚性以及女性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均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这些差异意味着在外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时,女性劳动力更容易选择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导致女性就业与男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的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女性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在引起产出增加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紧缩”效应。女性就业相关因素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是稳定宏观经济考量,稳定女性就业均是相对较好的政策选择。     

我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无休止劳动行为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27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运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中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水平对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会提升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个体层面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属性都会影响个体的无休止劳动决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促使个体进行无休止劳动;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公共部门工作、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不需要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家庭收支均衡的群体无休止劳动意愿更低。此外,区域层面的因素会调节个体层面属性对其无休止劳动决策的影响。     

中国劳动参与年龄模式变动及其未来劳动供给结构分析

本文在对1982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及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布拉斯相关劳动参与率模型。然后,对模型参数进行未来趋势预测判定,进而预测得到未来劳动供给趋势。预测显示,未来劳动供给必将持续减少,减少幅度将会在1亿左右;更为突出的是未来劳动力老化趋势明显,45岁及以上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到2050年将会接近50%。     

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现阶段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趋于民工的保留工资。考察这种现象,本文认为,主流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的研究忽略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在考虑到劳动者存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情形下,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出现一个拐点,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同时,就拐点后的这段劳动供给曲线而言,当劳动需求不足时,劳动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失衡。文章分析了这一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现状进行了实证。     

产业结构与劳动份额的统一性研究——基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构建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在要素替代弹性影响下产业结构和劳动份额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对应"工业化—去工业化—产业结构稳定"三个产业结构阶段,劳动份额有"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1)要素替代弹性的产业间差异可使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工业向服务业流动,产业结构转型效应又进一步影响劳动份额,这可以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劳动份额下降和2007年以后的劳动份额上升现象。2)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容易引起资本替代劳动,这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稳定后的劳动份额下降现象。目前要提高我国劳动份额,应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控制房地产业过热发展等措施,减弱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     

我国现行税制难以调节劳动供给的原因剖析

美国联邦税收体系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也称为工薪税)为主体,相对中性的不具备调控收入分配功能的流转税是我国税收的主体,我国现行税制难以履行财税的分配职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往往对于收入Y的效用评价过高,对于闲暇Lo-L的效用评价偏低,因此征收所得税影响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减缓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明显。目前,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居民工作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有意识地倡导和鼓励居民多消费一些闲暇。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1996年和2006年全国两次农业普查结果揭示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点和数量变化: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处于“倒U”型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大;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显著: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供给主体以中青年为主,女性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属于总量过剩型,自然赋予对农村劳动力供给本土吸收能力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影响并不显著；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动机来看,家庭收入与消费因素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     

从灵活到“稳定”:网约车平台劳动秩序的演进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的劳动力组织和劳动时间管理成为劳动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文章以网约车平台为例，从平台用工模式和薪资制度入手分析了平台如何建构劳动秩序。一方面，以“与平台捆绑紧密程度”为基础，平台形成了以租车司机为核心、购买合约车司机为次核心、私家车司机为最外围的差序化用工模式，与司机建立了非雇佣形式的稳定用工联系，保障了平台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平台内部以多劳—平台派单—获得收入这一分配流程为基础的计单分配制，以及司机对该制度的“被迫式服从”共同建构出以“长度”为核心的劳动时间秩序，促使司机不断延长在线劳动时间，保障了司机充足的劳动供给。     

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性别、阶级和流动——以小型餐饮业为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小型餐饮业的调查发现,其劳动关系具有拟家庭化的特点,既有家长式权威也有庇护.从业人员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其边缘化的阶级身份,且阶级身份又与其外来人口的身份相重叠,并在与顾客的关系得以强化.这种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是以小型餐饮业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为基础的,它为男性提供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把女性固化在底层的阶级地位上,这种分化削弱了群体的团结.这样一个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会直接作用于该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特点.     

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个来自于劳动力转移的解释

2003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开始持续上涨.文章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总量不断下降.同时,余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资源相应增加,加上一系列惠农政策,人均务农收入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降低了他们的务农劳动供给弹性.当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且技术进步不足以抵消劳动投入下降带来的损失时,随着农业劳动投入总量下降,农产品供给的增幅会相应下降,甚至绝对减少,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