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与“大义”：微信使用对乡村精英权威构建的影响——对大理白族村落的田野考察

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也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中经历着转化。文章以云南一个白族传统村落为研究个案,考察当地乡村精英群体的微信生活。研究发现,精英身份和意识赋予他们技术使用的独特性,微信对精英群体的权威建构发挥了新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说,乡村精英通过对微信技术的积极运用,在巩固象征性资源、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权威构建方式。文章试图从新媒体技术的角度去探究微信和乡村精英权威身份构建的方式以及技术带给村落社会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宗族组织的重构与转型初探

在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同时,来自村落原住民、外迁村民、市民等各类群体的不同需求,导致具有群体整合功能的乡村宗族得以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族群个体需求与时代发展,宗族组织本身也做出大量适应性调整,逐步由传统的实体性功能团体转型为象征性的文化社群,它的重构与转型,对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研究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以来的汉语人类学界,除了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开创的村落研究等早期议题外,仅以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为例,就先后组织过"人类学与乡土中国""游牧与农耕"以及"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等专题研讨。如今面对挑战和跨学科研究的介入,还有许多有关乡村的议题值得展开,包括乡间民俗、乡土遗产与乡村旅游以及彼此交织构成的错综关系。     

乡村振兴中群众文化历史资源的价值研究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旨在提升乡村的综合发展水平,推动乡村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振兴。群众文化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重要的历史资源,对于挖掘乡村发展潜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乡村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深入研究乡村振兴群众文化历史资源的价值,并为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侗族乡村社会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威体系的互动关系研究

侗族乡村社会传统权威主要指侗款制度所树立起来的权威,它是在没有建立国家政权或是国家政权无法完全渗入的时期,对侗族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但是,随国家政治权威的不断深入,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也日益增强。因此,在侗族乡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威体系"双重权威"并行的新情况。两者的互动,有效维护了侗族乡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侗族乡村社会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文化秩序——以广西临江镇"四月初九"事件为例

对发生在广西临江镇的"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从表象上看这是一起由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事件,但实质上却是以互酬为主导的农耕社会的社会整合模式与利润至上的商业社会的商品交换规则,在磨合过程中所爆发出来的社会整合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临江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与临江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持久冲突的一种表现.据此认为,商品交换不仅是一个商品的流通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同群体对于商品交换的意义秩序的理解和社会实践建构了它的现实内涵.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以广西板隆村为例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客观上改善和提升了壮族乡村的生活质量,人们的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壮族乡村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冲击,主要表现在:老人的传统地位下降,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女性地位上升;传统文化活动迅速衰减,文化传承面临危机;互助范围缩小;传统养老模式面临挑战;乡村生活群体弱势化等方面.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因素,对于负面影响,我们要做的是理性面对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

就乡村旅游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和因素进行探讨,认为乡村旅游与其说是在"乡村空间"里旅行,还不如说是在"乡村概念"中旅游."乡村魅力"对于都市人群来说或许并不是换一个"地方",而是换一种体认"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博物馆发展刍议

乡村博物馆在在保留乡村历史文化记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乡村博物馆对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具有深远意义。但目前乡村博物馆的发展也面临着配套政策不完善、资金匮乏、人才短缺、同质化展示等问题。本文将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视野下对乡村博物馆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发展建议。     

黔东南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溯源根脉,也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把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本文重点从优秀传统文化对乡村振兴的功能和作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路径分析方面进行研究剖析。     

西藏乡村城市化道路——以昌都市JK村为例

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因素、文化传统而与内地的乡村城市化模式不同,其乡村城市化是在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推动下逐渐进行的.在其乡村城市化过程中,村庄处于一种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期,其既没有进入都市化的状态,也不再是传统的较为封闭的状态.文章回顾了内地乡村城市化研究的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西藏乡村城市化的特殊之处,最后通过实地调查一个乡村的转型来具体展现目前都市化过程中村庄所处状态.     

治理视域中传统节俗的社会功能探析——以桂西南壮族乡村“三月三”为例

桂西南壮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以其包含的节日模式、道德评价、文化认同及交往交流等要素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乡村治理寓于节俗活动之中,关注节俗民生、重塑孝道价值、整合精品民俗等,"三月三"节俗才能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高的品质助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基于碑刻与文书文献的清代“北侗九寨”乡村社会治理摭论

“北侗九寨”是贵州省锦屏县西北部由九个侗族传统村落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而形成的典型的侗族山地文化区。历史上该地长期为自组织的传统社会,即通过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款”“联款”组织以及寨老、款(团)首等乡绅的作用实现乡民社会的治理。清代,面对动荡的时局和诸多影响地方秩序的社会问题,基于力量对比、秩序维系和图存发展等方面的考量,“北侗九寨”地方“精英”引入国家力量,在特定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相向互动及资源的有效整合,从治理秩序乱象以宁村社环境、修路建桥以利内外交通、兴起团练联防以御外患护家园、开展婚俗改革以纯社会风气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对九寨一带的乡村治理及其秩序重构进行梳理。以碑刻与文书文献呈现出的清代西南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为个案分析,撷取可借鉴的经验,以期为当下实现民族乡村的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秦红增的《乡土变迁与重塑》出版

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情势之下,乡村未来似乎也难以摆脱"被全球化""被城市化"的"命运"。如果真的那一天到来的话,这可能不只是部分怀有"乡愁"人的悲剧,而且将会是全人类的悲剧。因此,从人类关怀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     

“扎裤腿”与“织网子”:病毒笼罩下的村落命运共同体——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岭前村的民族志报道与思考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乡人在地理上对村庄进行了"扎裤腿",同时将家户和人口"织网子",由此构建了村落防护共同体,以之应对病毒传播或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村落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设计,通过层层行政动员方式,由村落政权组织实施,全体村民自觉自愿参与而形成的。它建立在传统村落社区的基础上,既是一个地缘意义的共同体,与村庄的行政地理边界完全吻合,也是一个乡土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与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伦理情感等传统纽带有密切关联。"扎裤腿"和"织网子"是其明显的建造技术与策略,它具有排外性和临时性特征。当疫情过去,这个共同体很可能会自动回落到原来乡村社区状态,不会对村落结构产生多大文化影响,但若干年后会存留一定集体记忆。就预防措施而言,国家应该恢复"赤脚医生"建制,做到每村一医,逐户逐人进行筛查,而不仅是对村庄实行简单的行政堵留或排外,而且可以应对未来暴发的各种流行病。同时建议,在疫情过去之后启动"健康乡村"建设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并行推动,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     

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

本文作者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其学术成长之路。其学术研究从五个方面概括:一是都市人类学,包括乡村都市化、城市少数民族以及传统乡村研究主题在城市的延续;二是农民工研究,从发起农民工研究,到散工研究,从"二元社区"研究到"打工经济"研究等;三是乡村研究,以凤凰村为起点,研究了岭南、中部以及西部的乡村社会;四是族群研究,以澳门族群研究为起点,对中国族群认同与关系作研究;五是应用研究。     

乡村人类学视野中的《九族与乡土》——访青岛大学杜靖博士

九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在当今汉人社会也很普及的一套文化制度和亲属制度。在实践中,它一方面是一个有明确世系范围的小规模宗族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实践为包含诸多姻亲单位在内的亲族体系,但不论哪种它都是亲属制度下的一个类别。可以说,九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架构。但长期以来,却为中外经验中国研究所忽略,仅仅停留在文献意义上理解。杜靖耗费十余年时间详尽考察了该制度在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实践情况,撰写了《九族与乡土》一书,提出了"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等理论模型,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富有弹性的实践情况。这一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改变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宗族或宗法社会的看法,同时也超越了国际上长期流行的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相分离的亲属制度研究格局,达到了世界人类学研究水准,推进了国际人类学有关亲属制度和世系群的研究。     

乡村建设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以湘黔桂三省坡下上岩坪寨为例

"乡村建设"浪潮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中国迅速蔓延,旨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逆转农村向城市资源流动格局,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建设居民自给自足型特色村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以庞大的网络系统式样与众多人民群体及社会要素直接相关,在这其中文化认同的渗透力对乡村建设的影响不可小觑。本文以湘黔桂边区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上岩坪寨为例,围绕"民族文化认同感"这一核心内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上岩坪寨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分析其构建背景与过程;从"客位"的角度审视上岩坪寨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认同构建阻碍,总结性探讨湘黔桂边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经验和启示。     

对城乡基层基督教徒"功利性"的比较分析

在基层特别是乡村基层的基督教信徒,其信教动机和行为表现经常被视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而城市中文化程度较高的教徒,则被认为信仰素质较高,亦即较少功利性。本文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城乡两地基督教徒群体的个案调查和访谈,从其入教动机和原因、体现信仰的行为方式以及其文化处境等几方面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对该群体“功利性”的判断作了分析。     

革命动员视角下的中国革命——略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

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历来属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题材.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出版了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上,要么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要么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或者强调上层的作用,或者突出下层的影响.这些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要真正认识与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发展历程,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的作用,而应从上下联动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来进行研究.对此,《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一书,从革命动员的视角,对当时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方式、动员的对象、动员的成效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分析,这无疑可以让人更为直观地认识与了解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其社会效益应当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