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唐代节日赋的文化意蕴

唐代是我国岁时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为文人施展才情提供了机会。与诗歌相比,赋这种文体更加适合描摹节日的盛况与热闹场面,更能体现出大唐盛世的恢宏气度与精神风貌。唐代赋家以辞赋特有的形式,渲染铺张节日典礼仪式与节庆活动场面;在此基础上,为了大一统政权巩固的政治需要,他们还大力赞颂王道之治与帝王之德;不仅如此,他们在对热烈的节日活动的细腻描摹中,还展现出驱疫祈愿、赦罪求福的民俗心理。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JP2〗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论唐代京都赋的文化意涵

京都赋作为辞赋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在推阐京都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辞赋家李庾、崔损等在他们的笔端尽显京都文化风采,主要体现有三:第一,展现京都多样的社会风貌;第二,宣扬京都的王道政治理念;第三,崇尚京都的礼仪典章制度,由此彰显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精神。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考述

赋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重要文体之一,主要由所司命题.把握题目出处不仅利于应试者体察命题旨趣,切中题意行文展才,同时有利于对唐代试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广泛,或取古事或征今事,但以古事为题者明显处于优势,尤以儒经、史传、道家经典为主,表现出浓厚的宗经、重史和体道特征.其中以儒经为题者,<尚书>、<礼记>、<春秋左传>为重;以诸史为题者,<史记>为重;以道家经典为题者,<庄子>为重.     

论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与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众多批评家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进入南朝,骈体文完全成熟,批评文体也普遍地骈化了。一是在文体中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二是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三是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唐代试赋"以四声为韵"研究

"以四声为韵"是唐代试赋用韵中的一类.作者可以自主选择四声中的任何一个韵部押用,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押韵次序为顺次.其中"周而复始"和"终而复始"与"两遍用四声"不同,只是在一遍用四声的基础上从平声始顺次加用一两个韵而已.与其他限韵类试赋相比,"以四声为韵"至少押四韵,而且各韵分属于四声中的相关韵部,但其他限韵类试赋会出现某一声的任何一个韵部都不被作为韵脚的情况.与"任用韵"一样,"以四声为韵"不具有"注题目之解"的功能.     

论唐代省试赋的宗经特征

儒经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受到特别尊崇,即便是强调文学性的省试赋也表现出以经为题、以经为韵、以经为文等鲜明的宗经特征.以经学内容命题者占到现存可考省试赋的1/3强,超过了以子、史为题者的总和.官方以经为题、以经为韵,从形式和内容上限定考生的写作范围.考生以经为文,不仅要阐述题目规定的经义,甚至要做到言必宗经.     

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

与《诗经》相比,《楚辞》各篇的文体性质相对复杂,《招魂》即为其例.历代学者都曾注意到《招魂》文章结构的特殊性,但皆未明确指出其赋体文学的性质.从文章结构和其他审美特征来看,《招魂》符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所述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篇经典的早期赋作.《招魂》的出现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是《楚辞》内部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对当时及后世的赋体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晚唐律赋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散体化的倾向 :惯于采用对问体的结构是有意回归古赋的表现 ,而遣词造句方面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上下句句意的频繁转折变换、十字句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平易流畅都体现了散体化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律赋过分雕琢 ,引起了古文家包括律赋大家的不满 ,因而有意矫之以散 ;同时 ,古文运动的余风在晚唐尚有影响 ,朝廷重视古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注重散体的科场文化取向 ,也对士人的律赋创作朝着散体方向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唐代“谒事诗”的内涵界定及其分类意义

唐人干谒活动中创作的那些反映干谒活动,或成为干谒活动媒介的诗歌作品即谒事诗,它既指直接反映干谒主体干谒意愿的诗作和反映干谒行为的诗作,也指用于干谒活动的诗歌,可分为干谒诗、省谒诗、行谒诗、送谒诗、答谒诗等五类.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和分类,一是有利于厘清干谒诗的概念;二是对唐诗的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三是有利于对唐代干谒活动之于诗歌的影响作更深入全面的探究.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论汉武帝《李夫人赋》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武帝《李夫人赋》并非如学术界所说的作于元鼎四年或元鼎六年,而是作于元封三年之后、太初元年之前。《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其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在赋史上有开拓意义。     

班昭《东征赋》及其文学史意义

经梳理相关文献,对班昭<东征赋>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证明<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东征赋>的主旨不是班昭随子东征经历的记述,而是欲以此赋诫子曹成为官应具之德、应做之事,以不负朝廷重托.<东征赋>在创作题材、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汉代女性文学的陈范,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