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文化刍议

历史发展到清代,天津城市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的繁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天津文化日趋昌盛.一、商人与天津文化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清代天津城市文化的发展也有这样一个过程。清代初期,天津城市经济比明朝更加兴盛。“结网而渔者虚往而实归,煮海而盐者月盛岁增矣。”(《天津县新志》卷24)不仅如此,天津城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商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津门精华实录》第2页)特别是一批批外地商人纷纷涌入津门,为天津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商人拥有巨富,最初多数人还只是热衷于“敦亲睦”及施善举,随着城市经     

青年时期的解方将军与“天津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又以日本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以日租界为依托,驱使汉奸便衣队,武装策动了“天津事变”。驻天津的中国武装奋勇抵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阴谋。这是“九·一八”之后日寇在关内首次遇到的有组织的抵抗。青年时期的解方受张学良将军之命,在天津襄助中枢,运筹谋划,顽强作战,初露头角。时年二十三岁。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北京地位变迁与天津历史发展(上)

北京与天津向称姐妹城市。《畿辅通志》云,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这虽然是对明清时代天津地位的概括,但亦适合天津形成以前的情况。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所以得到发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它本身的自然、地理形势;二是南北运河的开通;三是北京地位的上升。     

关于“天津通道”

天津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主要在于“天津通道”建设的滞后。要想“九五”乃至下一世纪天津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走在国内各地区的前列,实有赖于建成国内一流的“经济通道”。 “经济通道”的意义不等同于地理上的“××走廊”。但却包括了由于“走廊”的交通、自然等条件优越而使当地经济在与周边经济交往中得到较快发展的意思。“经济通道”既有交通、区位、资源等“天造之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

人文语根是一切学科之母 ,在语根那里 ,不仅会看到神话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类别之消解 ,而且会看到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之消融。从语根的角度看 ,人文是从“结绳记事”起步的 ,而人文学以“人文”为根本。科学以“类”区分事物 ,先有“类”的科学 ,后有分类的学科。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是人文科学的两个根本层面 ,人文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展 ,语词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相对而言 ,人文语根及其意义则变化不大。     

近代天津博物馆

本馆创办于2002年9月,侧重对“近代中国看天津”史料的研究与陈列,旨在宣传天津作为“近代历史文化名城”之国际形象,并力求把天津“万国建筑博览会”、“小洋楼”遗存及其人文史料整合开发为旅游资源……     

“脱钩”:低碳发展的目标追求——以天津为例

脱钩指数能反映低碳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关注脱钩指数,有利于我们切实掌控并稳步推进低碳发展.相关分析发现:天津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程度不高,而高能耗、高碳的产业结构则是拉动“脱钩指数”上行的主要因素.因此,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逐步“脱钩”应成为切实推进天津低碳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产业结构低碳化是逐渐“脱钩”的必由之路.     

地方社会科学杂志的“这一个”

地方社会科学杂志最难办出特点和个性,搞不好就成了“杂货摊”,而且很难辨识此是A地的,彼是B地的。但《天津社会科学》却使人很容易记住,它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般”。因为《天津社会科学》的栏目、选题,基本上瞄准了国内的热点、难点和基本点,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现代认识论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家研究”、“文     

行业职能管理的新形式——泊头市鸭梨集团总公司果农服务体系探析

一、泊头及泊头鸭梨概说泊头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属海河冲积平原,浅层淡水丰富,自然条件适合鸭梨(梨果与果梗连接处形如鸭嘴,故名)生长,尤其是东半部各乡是历史上的主产区.据史书记载泊头梨枣栽培始于西汉,有两千多年种植历史,久负盛名.泊头曾是古代京杭大运河的码头重镇,因隋炀帝泊舟上岸观梨花而得名“泊头”.建国后,泊头一度为天津辖区,所产鸭梨又从天津口岸出口,所以定名为“天津鸭梨”.但鸭梨的大发展还是在改革以后,特别是1985年以来.泊头市实行“以果兴农”战略,完成了“东果西移”、“成方连片补栽”等工程后,到1994年,梨树面积已经达到21.2万亩.     

天津社会科学“家底”的大盘点——《天津社会科学年鉴（2003）》出版

近日,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著的《天津社会科学年2003)》(以下简称《年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发行。可以说《年鉴》的出版发行适逢其时。首先它适应了社会科学界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社科界迎来了一荣发展的春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之后,广大社科工作者非常了解天津社会科学发展全貌,迫切需要盘点天津社会科学家底”,以指导今后的研究和工作。对于这项涉及天津社会全局的工作,任何一个独立的社会研究机构都难当此重而作…     

举尽芳华看津沽--评马艺主编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

天津自古就是北方的交通枢纽,京城的重要门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历经风云跌宕、宠辱加身,而在近现代史上尤为如此。所谓“近代中国看天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天津的新闻传播事业也行色匆匆地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官报、党报、商报、晚报、女报、画报、宗教报纸一应俱有;电台、通讯社、广告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严复、英敛之、胡政之、张季鸾、雷鸣远等著名报人也都曾云集于此开展新闻传播活动。因此,对近现代天津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一项令人翘首期待的大事。一部由马艺教授主编的地方新闻史力作——《天…     

论庄子“心斋”观念的应物旨归

从《人间世》的文本语境来看,“心斋”并非单纯的内在化、精神性的虚静境界,而是以应物为其旨归。“心斋”的这种应物旨归有“待之”“听之”“达之”三个层次：首先,“虚而待物”说明面对独立而超越之他者,主体应当通过“虚而待之”的方式敞开一片浑沌之境,以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奠定根源性场域;其次,“听之以气”是“虚而待物”的行动表征,这种倾听姿态意在肯认并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跨越“言—行”“彼—我”“言—意”之间的各种间距,化解这些间距可能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以建构一种均衡而开放的交流“气场”;再次,经由“虚而待之”与“听之以气”,庄子期待的是“达之,入于无疵”的应物效应,这种通达效应以与“人心—人气”的相互通达为依归。总之,“心斋”是一种由“虚”而生、以“达”为归的交往德性与应物之道。     

直隶制始创于陕西宁强

解放后,北京、天津、上海定为直辖市,直属于中央。直辖又名“直隶”,这个制度创于今陕西宁强。据清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十裁:“宋制,以州领县,而亦有不领于州而直隶京师者。《九域志》:‘利州路有三泉县,皇朝(宋)乾德五年(967),以县直隶京师。至道二年(996),建为大安军;三年(997),废军为县,而县之直隶京师如故也。’直隶两字,始见于此。……三泉,今(清)宁羌州也。”     

清末长芦累商洋债风潮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至四月间,长芦盐运使司及直隶总督衙门先后收到一些外国银行催偿盐商债款的函件,其中有天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要其“设法谕饬该商等迅速归还”息借银款二百九十五万一千五百两;德国驻扎天津领事官克尼平代表德华银行催讨各盐商欠款本利银一百○八万两,同时要求运使在三日内“将该盐商之引地、产业、股本、现银和外欠、欠外或他项营业合股、附股之红单,及盐斤,货物等项统行彻底清查,为之立案”,并拟派员核查以备抵还债款;天津俄国道胜银     

老子之“道”新解

一“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亦即是其哲学理论的基石。因而,研究“道”,就是研究老子学说的基础。如何研究“道”?《庄子·天下篇》评关尹、老聃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我们认为,其中的“常无有”说是老子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然而,在以往的老子研究中,人们往往拘泥于“道”,亦即在所谓“主之以太一”上做文章,而对于其理论基础的“常无有”说,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关于《天下篇》中“常无有”一语,有人以为是出自《老子·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其实不然,帛书《老子》甲、乙本于“欲”、“以”二字之间均有“也”字,可证这段话应读作:“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有”当是“常无”和“常有”的缩称,而不应为“常无欲”与“常有欲”之略语。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左右芼之”解

《关睢》“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句之“芼”,长期以来对它解说纷然,难衷一是。训释家有的解之以“择”,有的训之为“搴”,有的释作“拔”,均未离“采摘”之义。宋朱熹《诗集传》注之为“熟而荐之”,今人吴小如先生为其寻证云:“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芼’(mào)一下的说法。”按《关睢》诗意来看,对荇菜的“流”、“采”、“芼”当有区别(发展)。因此,训“芼”以采摘义于诗意未善;训“芼”以“熟而荐之”可备一说,只是苦无力证。笔者以为,“左右芼之”之“芼”,当以“毛”训之。《诗经·鲁颂·泮水》之“毛炰胾羹”,注释家对其中“毛炰”都作“去其毛而烹之”解。《墨子·明鬼》:“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瞃肥倅,毛以为牺牲。”《周礼     

"欲不可去"与"欲不可尽"--论荀子关于人之欲求价值观

荀子由论礼之起源 ,而论及人之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求之发展和实现。他认为 ,人欲天然 ,凡人相同 ;欲不可去 ,求不可尽 ;纵欲有害 ,任情不能。欲不可尽却可以求近尽 ,纵欲有害却可以节而制之。荀子既不主张禁欲 ,亦不主张寡欲 ,恰恰力倡节求导欲、养欲给求。而“以财物为用 ,以贵贱为文 ,以多少为异 ,以隆杀为要”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 ,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惟一方案。他认为 ,以“礼”来“别而养欲”、“分而导求” ,是使自然欲望的扩张与物质财富的保障相持而长、个人需求的发展与社会规范的制约相适不悖的最佳选择。荀子的个人欲求价值观独特而精到 ,在儒学思想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