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文化与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

"福"文化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也是中国文化神奇而富于魅力的文化因素之一。通过对中国"福"文化的理解和探究,来揭示出它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的一些契合点,旨在借助北京奥运会这一世界体育盛世舞台,来展示中国优秀文化,丰富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的理念,使得"人文奥运"的理念得到真正实现。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经济转型模式。两种"共识"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转型实践中遭到的挫折和"北京共识"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只有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北京共识"的世界意义。     

体验与想像——殖民地朝鲜京城帝大知识分子的"三人三色"北京体验

作为殖民地时期朝鲜半岛唯一的高等学府京城帝国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辛岛骁(日本人,教授)和金台俊、裴澔(朝鲜人弟子)都曾留下有关北京体验的文本.三名知识分子具有相似的"空间"和学识背景,但在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方面却不尽相同,因此各自笔下的北京观感也呈现出既重叠交叉又各有不同甚至矛盾对立的复杂特征.辛岛骁从相对客观的视角描述北京的"矛盾性",借以表现自我认知与现实中国之间的反差;金台俊从左翼知识分子视角去捕捉北京的"革命性",从而构建反映自身政治文化立场的乌托邦;而裴澔的北京观感更具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充满了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和游离.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中文非正式出版文献的法律定位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2年10月25日,由学术批评网主办的"中文非正式出版文献的法律定位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湖南、江苏、天津、北京的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以及新闻出版界的专家、记者近四十人出席了研讨会。"中文非正式出版文献",系中国国家     

全国社科动态

<正>北京:举办"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论坛为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合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5月5—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承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     

京港两地贸易现状分析

近年来北京与香港两地秉承"优势互补,共创繁荣"的宗旨,加强京港经贸合作,促进了香港经济和北京经济的发展。2004年1月1日实行的CEPA,为增强京港经贸合作,促进香港经济繁荣与发展,加快北京现代化建设步伐,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文章从近几年来京港两地贸易的现状,分析了CEPA对北京进口结构产生的影响。     

北京奥运与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已成为北京整体发展的"引擎"。北京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恰逢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从经济形态上看,现代奥运是一种文化创意经济的重要资源和战略实践,是全球最大的文化展会,是世界会展经济和广告业的顶级实践。2008奥运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组成部分与阶段发展的中心;奥运产业已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奥运经济的推动下,北京将在与奥运紧密相关的十个方面全面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定量评价及实证研究——基于北京245家企业的调查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隶属度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等方法,建立了科学、可靠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建立量化评分标准基础上,采用极值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北京市245家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一是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总体状况并不乐观,总体判断为较低水平的稳定状态,劳动关系运行较不规范,局部问题十分突出,潜在的矛盾和问题严重。二是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在企业性质、行业属性、发展阶段以及规模属性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性。三是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与行业环境存在弱相关性。四是对245家中小企业各三级指标的得分均值分析发现,"民主参与中的劳方组织建设"、"企业绩效"、"员工权益实现"、"员工发展"四个方面得分较低,成为影响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状态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在现状评价基础上提出改善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对策和措施。     

别处的北京想象

京味是凝固了的北京想象模式。实际上,北京形象不仅存在于北京,也在别处流传,不仅为老北京人所构想,也被外乡人所书写。与北京相关的他城风潮、外乡视角甚至异域经验,为北京想象的研究开启了新通道,由此将会发现一座"别处"的城市。在别处发现的北京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论是五卅惨案的北京回声,还是北京与伦敦的隔空相望,抑或是外乡青年的城市突围,都从中心之外的多个维度展现了充满裂隙、但富有张力的民族国家想象。非京味的边缘文本激发了北京想象的活力,呈现了城市参与民族国家构想的意愿和方式。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论战争记忆与老舍创作的国家复仇意识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战争经历对老舍的人生记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战争记忆在老舍的生活经验中不断被新的战争经历和海外生话所激活,从而奠定了老舍创作的“仇洋心理”,使老舍创作表现出复杂的国家复仇意识。国家复仇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老舍创作的核心意识。     

古今北京文学概览

历代为都的北京 ,影响着北方文化和北京文学 ,使文人的政治情愫与文学情愫日益近缘 ,形成了北京文学“有为”的历史品格。历史上源于北京的思想和文学革命都与北京语言导向有关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陈诚家世生平考述

陈诚的家世生平 ,一直存在一些隐匿不清之处。本文据新发现的陈诚文集、家谱资料 ,考述了陈诚的一生 ,对陈诚的祖籍、家世、生卒、登科、仕宦、交游、谪戍北户良乡、与修《永乐大典》、一使安南、五使西域、家居赋闲、晚年起用等生平活动业绩作了系统梳理 ,并附以《陈诚年表》。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