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法官素质是增强司法能力的根本途径

司法能力实际上既包括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也包括法官个人的司法能力,但无论要增强哪一种司法能力都离不开法官素质的提高.高超的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的司法和社会生活经验、公正无私的精神、良知和人文素养是法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的法官选任制度、继续教育培训制度和惩戒制度来促进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     

主审法官责任制构建之二维展开

中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官个体的独立地位,法院内部对审判权行使的行政化干预时有发生。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应当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法院行政管理者也可以假借裁判文书审批的权力左右裁判结果。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审判权限分离以及附带的责任主体模糊的问题。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旨在打造"让审理者裁判"的权力运行架构以及"由裁判者负责"的责任承担机制。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构建可以从赋权与明责两个维度加以展开:其一是赋予主审法官行使从主持庭审、作出裁判直至签发裁判文书的完整的裁判权力。主审法官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面临重塑。其二是明确主审法官违法审判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形式以及追责主体。法官惩戒免职权的配置应遵循司法规律、司法原理的要求,重点解决权限内部化问题。在法官群体中选拔精英担任主审法官只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应该定位于法官走向精英化并赋予所有法官相同而完整的审判权。     

司法改革背景下主审法官责任制:问题、反思与出路——以刑事案件为例

从近年发生的刑事主审法官担责的3起刑事事件说起,提出主审法官为什么要承担责任、承担哪些责任、是否存在救济程序等问题。为了能让刑事主审法官担责,反思中发现责任与错案概念上的概念界定难和主审法官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以及认定错案标准不统一。为了让刑事主审法官真正担责,提出了需要建立主审法官责任法定原则、主审法官责任豁免原则、保护被追究主审法官权益保障原则3个主要原则。具体构建上,确立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前提条件是法官必须独立;进行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归责事由是主审法官不当行为为主、错案追究为辅;建立健全主审法官责任追究主体与追究程序。     

提高法官素质是增强司法能力的根本途径

司法能力实际上既包括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也包括法官个人的司法能力。但无论要增强哪一种司法能力都离不开法官素质的提高。高超的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的司法和社会生活经验、公正无私的精神、良知和人文素养是法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的法官选任制度、继续教育培训制度和惩戒制度来促进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     

法律职业互动:现状、困境与出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样本的分析

我国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的职业互动主要表现为法官、检察官向律师的流动,这使得我国法律职业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流向的逆向性、品质的不良性、机制的非职业性和非制度性.造成我国法律职业互动如此现状和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法官、检察官待遇上的低薪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缺失和法律职业之间在国家体制上的内外差别.鉴于此,提高我国法官、检察官薪金待遇,增强司法官的工作自主性,积极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消除法律职业之间的体制壁垒,应是促进我国法律职业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对我国审判独立制度改革的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制度 ,是指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 ,而不是法官个人的独立 ,这种制度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实行法院独立审判制的同时 ,更应强调法官独立审判 ,以保证审判公正。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一是保持独立与监督制约的合理平衡 ,防止司法擅断 ;二是法官独立的制度保障。     

主审法官责任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设计

法官责任制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法官责任制,是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应赋予主审法官独立的裁判案件的权力,由其对所审理的案件负责,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能够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同时,应加大对法官职业的保障力度,增强法官的主体地位,提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誉感,真正使法官热爱司法事业,增强法官的自律意识。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主动接受监督,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法官队伍建设”浅谈

法官作为传承公平正义的使者,个人良知和法律信念的代表,各种冲突的承受者,应当具有独立的人格、高尚的职业道德、精良的职业能力,而现状显示:中国法官队伍虽有所发展,但离"职业化、精英化"的目标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针对法官队伍发展的不足,应从司法独立、司法理念、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以及对权力的控制等方面进行加强和完善。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困境与出路

不同地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审判质效评估均注重合法与和谐而忽视合理性,文书质量评查只注重激励性评优而忽视惩戒性纠错,审判权运行注重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而忽视主审法官、合议庭对案件之决定权,上述做法是制约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说理的三大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可考虑将审判质效评估定位于公正、效率、效果与合理等目标,将"依据有关说理不能得出相应结论"纳入案件质量评查指标,将合理界定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裁决案件的范围作为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内容。     

应建立法官当庭裁决的机制

我国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在当庭裁决与庭后裁决的选择上,当前以庭后裁决为主。从多个方面分析了选择庭后裁决的原因,探讨了庭后裁决的利与弊。认为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工作机制改革的深入,为适应提高审判效率,节省诉讼资源,完善法官素质的要求,应向当庭裁决的方向发展。为适应当庭裁决的要求,提出应进一步明晰法官的权与责,赋予主审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健全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严格执行审限;应加强对法官的培训与教育。     

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及其实现——从“东方厂诉大地公司案“谈起

司法改革应预先设定目标,以统领其全局.其最终目标应定位于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其中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支柱,其价值应在司法改革中彰显.而实现司法独立务须正确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及行政机关的关系,协调好法院内部的关系,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保障机制.     

穿行在礼与法之间——《龙筋凤髓判》所揭示的唐代官吏的司法观

《龙筋风髓判》是在唐前期广为流传的一本判词汇编，集中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司法价值取向。本文通过择其中的涉及礼的典型案件进行集中分析，试图勾勒出当时司法官吏的整体司法观念。     

“疑难案件”之法理蕴含

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研究过程中,“疑难案件”一词,经常被法律人所使用,但其内涵没有经过深入的剖析和严格的界定。要明了其真实涵义,需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其语义进行分析,二是对其理论争议史进行必要的梳理。通过语义的检视以及理论史的梳理,司法实务人员以及法学研究者对其涵义的理解可能有所区别。要确实把握“疑难案件”的真实内涵,就必须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多层次、多角度地去解读其蕴含。     

法官良知对于司法过程的意义--兼论法官良知与现代宪政体制及理念的关系

法官是任何一个完整的司法过程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 ;而在法官要素中 ,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 ,离开了它 ,法官将不成其为法官 ,而司法过程也定将无所作为。但是 ,普遍地恪守法官良知是有条件的 ,它与国家实行宪政的程度密切相关     

论“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之法律适用

法院对待证事实的直接认定,关系到当事人主观举证责任的承担。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证据规则中,对"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范围,并不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未免太大,其对诉讼主体侵权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未来统一证据法典中,除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以及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外,把有效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归为"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是行政权之国家权力的体现和要求,同时,明确规定"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之证明要件,使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统一性,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审判的《易经》探源——革卦新解

一般人认为《周易》革卦是讲“革命”的,认为革卦的卦义含有变革、革命的义蕴。但具体考证,革命一说乃《易传》对革卦的发挥,革卦本义中并没有革命的意思。《易经》革卦主要是关于司法审判的筮例。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告”与“理”关系解读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和终局性,即对于法律纠纷应实行不告不理和有告必理。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告"与"理"之间的四大关系———不告不理、不告而理、告而不理和有告必理做了分析,并对司法权的运作原则与司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平衡器"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以纠正当下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     

谁对宏观调控说"不"——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重点在于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而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又依赖于对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本身属性的正确界定,以及对作为宏观调控法调控主体的政府责任的界定。虽然宏观调控法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三大诉讼法中任何一种,但宏观调控法理论上仍具有可诉性,且与违宪审查机制相关。     

对于自首“其他罪行”司法解释的商榷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自首“其他罪行”的司法解释中排除了同种类罪行,这于理论和实践都是不妥的,在理论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期待可能性”,实践中既不利于被告自救和自新,也不利于司法工作效率和质量。为此建议通过立法或立法解释予以更正,以解决这个解释带来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