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区别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传统文化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好与坏，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建构起文化自觉前提下的“文化免疫”。从矛盾的角度而言，应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统一性是矛盾主要方面，对立性是矛盾次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努力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殊性”界限，建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新生活样态，以此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     

用文本比较为毛泽东《矛盾论》辩诬——以矛盾特殊性为例

《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著作,但经常受到历史虚无主义者们诬陷。面对诬陷,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积极反驳和论证,但都没有注重挖掘文本。为了彻底反驳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对《矛盾论》的诬陷,以矛盾特殊性表现论述为例,把《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苏联教科书进行了详实的文本对比,发现《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和苏联教科书在文本上根本不同,《矛盾论》中的思想远远高于《社会学大纲》和苏联教科书;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哲学批注到《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的成熟表达,可以证实《矛盾论》是毛泽东长期认真阅读、仔细思考的伟大成果;从《矛盾论》文本对中国教条主义的批判和中国革命出路的分析,可以看出《矛盾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斗争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根本不是《社会学大纲》或苏联教科书中可以抄袭或照搬的。     

政治学视域下的《实践论》新探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邀为抗大学员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讲演的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在集中学习、钻研相关哲学论著基础上完成的。《实践论》作为讲义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从哲学上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文本,其政治意义更在于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将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从“文本与历史“互构角度基于政治学视域重新解读《实践论》,有助于探究他在授课写作时的所思所想与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概念隐喻视域下《周易》和《圣经》生态观念对比

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而生态批评家普遍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人与自然关系上所持的态度。本文通过概念隐喻理论,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发源之一的《圣经》和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文献《周易》进行考察,认为概念隐喻是《圣经》和《周易》中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所运用的概念隐喻体现着东西方生态思想的重要区别。《圣经》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周易》则持＂天人合一＂观点,主张人与自然是平行、共存与和谐发展的。     

毛泽东与《昭明文选》

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很喜爱阅读《昭明文选》,又似乎特别喜爱其中的“赋”。他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昭明文选》中宋玉、贾谊、枚乘等辞赋家的作品,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评说,妙语连珠,引人深思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系统观点

研究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运用辩证法对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具有明显的系统观点。第一、把研究对象即抗日战争视作一个客观系统;第二、从系统整体性和有机关联性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抗日战争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第三、在历史动态的系统中把握战争的来龙去脉;第四、强调战争要素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第五、阐发了在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战争系统的择优性和最优化方法的关系。这些战争系统观点是对抗日战争实现科学预见的重要方法论。     

严元照以《说文》校正《尔雅》研究

严元照的《尔雅匡名》在清代上百部《尔雅》研究之作中较有特色,尤其是其以《说文》校正《尔雅》的研究方法给后人很大的启迪。他以《说文》为参照,从古代用字角度、书体演变角度、汉字构形角度研究了《说文》与《尔雅》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澄清了《尔雅》收字情况、《尔雅》流传过程中的讹变等问题,为后人研究《尔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善本。     

从人本到唯物——浅谈《矛盾论》中的矛盾观的演化轨迹

毛泽东的《矛盾论》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对《矛盾论》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各个方面,但是,较少涉及从毛泽东早期思想轨迹的角度专门研究《矛盾论》的逻辑进程,从毛泽东早期思想轨迹的角度研究《矛盾论》中矛盾观的逻辑进程,可以更深刻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观。毛泽东的矛盾观历经了从人本到唯物从直观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散到系统、从系统到升华不断扬弃的过程。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高等院校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 ,首先必须基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的高度认知 ;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三个中心环节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材建设 ,处理好“一门主讲 ,多门渗透”的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改革教学方法 ,搞好“三个结合”。     

列宁"反映论"与古希腊"摹仿说"

列宁“反映论”将意识看作一种辩证运动：它不仅反映物质世界,而且还能改变它。这种观点不是“无根”的,而是从恩格斯起步,逐渐向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靠拢、再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赫拉克利特“摹份说”延伸的——对此,理论界似很少有人提及。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庄子“物”论

从《逍遥游》《齐物论》到《天下》篇，“物”一直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借助中西哲学的会通视域，从《天下》篇的物论入手，由物判别诸家思想，进而揭示庄子物论中关于人与己、人与他者、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万物与道的多重关系，方得真谛。列维纳斯的享受概念，是我们借以澄明庄子物论，特别是其自由逍遥思想的极佳参照。由此，庄子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信仰可能性，特别是庄子对个体性的证成路径，得以澄明。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