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伦理解析

政治伦理是政治和谐之应当。对政治伦理的考察可以从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入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政治伦理的特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最充分的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中有关执政的原则要求充分体现政治伦理的一般原则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内涵、特征与功能

政治道德关涉政治与道德、政治与伦理之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是围绕政治权力的道德价值要求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和.除了政治道德所具有的阶级性、历史发展阶段性、相对稳定性、相对独立性等一般特征外,传统政治道德还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价值;以修身为本作为价值基点;政治伦理化倾向更为明显;政治道德制度化、法律化.传统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对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体系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是规约政治权力健康运行、维护政治秩序稳定、促进政治统治体系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     

王霸分张与儒法争流——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探讨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可以发现,儒家是以“三代”为典型的早期中国王道政治的继承、发掘与发挥者。儒家“导德齐礼”,期以天下归服为政治之纲领,以执政、主政、从政者的德行风化为政治之主轴,以伦理本位的礼贤、礼君、礼民等明“分”致“和”之治为政治之目标,代表了中国政治的王道法统,实质内涵为德礼之治,以各明分位分职的双向互动、有序和谐为原则。法家则变更“法”意,张扬霸道,主以刑法,期以富强,力主法自君出,去私明公,以权势为杠杆,以法令刑罚为工具,以吏治为入手,以强力独裁为价值追求,以严肃尊卑、恪守名分、维护君上之权为依归,可以得短时一统之盛,而不能长治久安。“王道”“霸道”之分张各有所长,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以德治国"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兰芬教授,承担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德治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伦理之维———中国传统哲学伦理价值的新思维》,该项目目前正在研究之中。“社会道德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居于何种地位,担负何种功能?”“当代中国的德治何以可能     

善政与善的社会--德治的定位研究

《善政与善的社会——德治的定位研究》是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十五重点基金项目《以德治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伦理之维——中国传统哲学伦理价值的新思维》的最终研究成果。“以德治国”既是一项横跨多门学科的繁杂课题,更是一个饱经理论讨论和实践挑战的敏感话题。《善政与善的社会———德治的定位研究》,致力于以“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文脉及其发展趋势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赋予现代德治合理合法性的时代意蕴,又以“一体两翼六卦”的逻辑结构和话语系统,即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主体,分政治取向(善政)与社…     

“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都突出了“仁”以对方为重的他者优先的伦理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与儒家“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在价值意蕴上有着契合之处。继承弘扬“仁”的他者优先伦理,是以传统价值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的时代必然。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治理对话统治--一个政治发展范式的阐释

作为本文阐释对象的“治理”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视阈中的治理理论,可以称之为“治理话语”。治理话语抵抗政治学知识中统治的独霸地位,以网络治理为核心拓展了民主自治思想,并以宪政改革作为价值实现的保护带,成为民主统治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新选择和政治发展新范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特征、形态与功能

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是以“执政”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系统反映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范话语表达。执政话语体系的特征表现为系统性、公共性和导向性,形态主要体现为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功能集中反映在促进政治沟通、实现政治整合和凝聚政治共识三个方面。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正>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 “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所以,古代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是依靠国家力量和借助意识形态控制社     

行政行为存续力理论之评析与思考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以公定力为核心抑或是以存续力为核心,关系到我国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建立。作为现代“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存续力学说在概念与内涵、理论周延性与自足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而作为传统“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公定力学说并未过时,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立法时仍应以公定力理论为核心构建行政行为效力制度。     

行政行为存续力理论之评析与思考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公定力为核心抑或是以存续力为核心,关系到我国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建立。作为现代“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存续力学说在概念与内涵、理论周延性与自足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而作为传统“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公定力学说并未过时,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立法时仍应以公定力理论为核心构建行政行为效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