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

金岳霖曾在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问道: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之问。文章希望通过对6部反映"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之写作实践与写作方法的分析,探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得失,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正确地揭示"中国哲学"之形成与发展的本来面貌,从而间接回答"金岳霖之问"。     

"接着讲"——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接着讲”是冯友兰对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创立新理学的经验总结 ,也是他对前期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升华 ;它既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也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方法。冯友兰所倡导的“接着讲”的态度和精神、原则和方法 ,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历程及其现代进路

自1916年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后,胡适、陆懋德、钟泰、冯友兰、李石岑、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冯契、石峻、张岱年等学者经历了近百年的研究与探索,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形成了"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中西综合"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以及与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交织,融合中西学术,研究学者个性突出,缺少同情了解的学术特征.今天,厘清中国哲学史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关系,建构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与书写范式,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新时期发展的现代进路.     

论汤一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在汤一介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都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如果说1949年前汤先生自主奉行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奉行的是"两个对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过去的不成熟和错误,自主而自觉地而且是大胆而坚定地提出并践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以西释中"方法等,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国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释中法是最典型、最正宗的方法。冯友兰运用它对公孙龙子、朱熹等人的哲学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胡适等也是运用此法的代表。不能否认这种方法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用以西释中模式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成见。在这些成见之观照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便难免隐而不现。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越接近它的中国内容就越像哲学;离它越远的中国内容,就越不像哲学;越没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像哲学。面对中国的崛起,以西释中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果要把中国的学术产品(包括哲学产品)贡献给世界,继续走以西释中之路似乎难以达到这个目标。相反,走以中评西或以中应西之路更合适。在以中评西的视野下,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方可凸显,它的吸引力方可提高。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单纯给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定位,是一个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的生命历程和哲学创作始终与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交织在一起。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在...     

“显微无间”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思潮

在今天，“显体”即“本体”的现象学方法日益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被广泛而深入地引入中国哲学思想实质的分析里。实际上，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表述，这种现象学方法也即中国哲学“显微无间”的方法。人们看到，这种“显微无间”的方法不仅贯彻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里，一以贯之地成为我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的不二法门，而且还以不变应万变，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变革中同样存在，并表现得尤为突显。具体而言，它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的“用晦而明”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道器关系的“体用一源”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资源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统一之中，并且还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治国理念的德法并举之中。无疑，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出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得以领悟，而且亦有助于我们以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解读中走出“以西释中”的理论误区。     

中国哲学史:从胡适到冯友兰

1915年冯友兰到北大读书时,偌大中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只有一部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从名字上看,这本书视无所不包的“道术”为哲学,“六艺九流”无不入其范围,经学、史学、文学都是其研究对象。 这种哲学与非哲学问题混淆不分、哲学仍然是经学的附庸的见解,在当时北大的中国哲学门也大有人在。北大中国哲学门有三门主课,即中国哲学史、诸子学和宋学。当时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由陈汉章先生主讲,讲授时间为二年。他讲课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漫无边际,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学生们听得没有耐心,便一起发问: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不料,这位陈先生的回答竟然是:“无所谓讲完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简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一般与特殊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最后的著作,可以说是他的晚年定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冯友兰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先秦诸子哲学中的名实问题,魏晋玄学中的有无问题,宋明道学中的理气问题,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发展的。这个问题好象一条线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新编》第五册第283页)本文试图简略地考察一下冯友兰如何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去解释名家、玄学和道学。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