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农村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与政策选择

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脱贫,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解决"贫困难题",需要全面分析贫困成因,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与发展创造基本条件。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外部脆弱性环境、贫困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生计结果负反馈的制约,农村贫困人口脆弱性较大,生计资本相对匮乏,生计策略趋于简单和保守。因此,为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从个体及外部环境着手,推动政策和制度变革,创造脱贫内生动力激发机制与外源动力机制,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生计资本,提高其抵抗脆弱性风险的能力,改善生计结果,实现可持续脱贫。     

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原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后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内生发展是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中国脱贫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弱、返贫困风险高、政策依赖性强,有效实现其内生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涉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议题。将习近平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论述和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看,内生发展的实现在“硬件”方面重在优化基础设施和提升产业帮扶的效率;在“软件”方面,需要长期坚持教育帮扶,依靠人的素质的提升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而在监督管理层面,应当优化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社会统计核算,落实区域性内生发展的动态评估和检测。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     

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     

语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广西为例

语言所具备的经济、文化、社会价值是其能够参与贫困治理的根本原因。在乡村振兴中,语言扶贫通过“通语”和“开发”,可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发展语言文化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艰巨。现阶段,一方面需要从强化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深入开展农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发挥信息技术推普优势,针对不同层次需求提供精准帮扶,制定长远规划,整合力量资源等方面入手,继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需要从加强乡村语言资源的保护,大力发展乡村语言文化产业等,保护开发语言文化资源。以语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农民专业合作社CSR内部效应的理论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其生存环境的改善和形象的提升,有利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社会责任给合作社带来的利润、效益、财富、收入等的增长称之为CSR内部效应,是合作社承担社会责任行为带给自身的价值提升。CSR是合作社经济行为的内生需求,由于合作社承担社会责任会产生成本,受成本因素的影响,承担社会责任要转换成合作社的经营行为,纳入合作社的战略管理,还需要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产生,并通过建立CSR推进机制以形成外部效应才能发挥作用。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双重维度

脱贫攻坚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我国也即将进入后扶贫时代.面对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局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应沿着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这两重雏度进行,这是由相对贫困两大相互关联的属性决定的.在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过程中,在分析两重维度分别具体如何建设之后,可以看到这两重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与矛盾、联系与相互影响,可以得出应以正确的审视视角展开对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对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整体构建的初步结论.沿着有机统一的双重维度展开建设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依靠多元且专业化的扶贫责任机构、长效且权威的扶贫法律法规、专业性与党性并存的建设主体、深入且效果持久的精神扶贫举措等,应对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复杂变动的相对贫困状况.     

大学生志愿活动的参与动机分析

社会动机就是指引起、维持、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内部动力。每一个人的一切社会行为及活动方向都是由一定动机所驱使的,它是社会影响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心理媒介。 由于动机是与需要相联,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故笔者借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逻辑顺序论述各种动机。志愿者提供服务的动机已经摆脱了最基层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与他人亲合、被接纳和成为其中一员)产生亲和动机、结群动机,尊重的需要(成功、胜任、赢得赞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贫困大学生就业预期收益——风险与择业行为的调查研究——以厦门市部分高校为例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贫困大学生以职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择业行为是追求相同风险程度下的收入最大化或相同收入下的风险最小化的结果,因而讨论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收益-风险需要将其择业行为联系起来。文章通过建立两者的关系模型,结合厦门市四所高校539名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加以研探,认为：职业风险成本、贫困因素、未来收入预期三个因素影响的择业行为对就业预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贫困并不会影响大多数贫困学生的求职信心,但可能会造成择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从而增加就业的相对风险;合理的工资偏好有利于职业选择提高收益,职业指导是贫困大学生分散职业风险、实现职业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而专业成功、专业满意度是造成未来就业预期收益风险的重要因素,择业时选择专业对口有助于提高预期收益。     

2020年后中国的减贫战略思路与政策转型

脱贫攻坚正引领贫困地区发生历史性转变,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扶贫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反贫困取得历史性胜利。但由于贫困是一个客观现象,不仅相对贫困问题没有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返贫,需要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0年完成后的战略思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调整优化现有的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保障扶贫、兜底保障扶贫等相关扶贫政策,推动政策、责任、帮扶、监管统筹接续,夯实防止返贫的基础,构建长效脱贫机制。     

关于相对的"绝对贫困"的分析与相对贫困的治理构想

我国的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是两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具有特殊的内在联系性.相对贫困的内部群体并非单一的,也存在自身经济状况具有难以提升顽固性的相对的"绝对贫困"群体,各类贫困群体之间相互作用.治理相对贫困需要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在继续强化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从教育支持、利益维护、心理完善等层面提出治理相对贫困的新构想.     

试论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

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基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管理素质、促进科教事业发展、完善经济体制 ;理论目标是摆脱贫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构建优势产业体系、培育内生增长能力 ;市场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推动产品差别化进程     

社会开放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

从社会开放视野考察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深入探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分别体现在:人的存在的日益强化、人的责任的日益突出、人的本质的日益丰富;明确人的需要类型、把握人的需要动机、树立人的尊严、科学而合理实现人的各种需要。社会开放中人的全面发展是这个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的复合化、统一体。     

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质性探究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表达的良好途径,也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所在。探究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度。遵循扎根理论,通过理论抽样,对搜集的材料进行登陆、主轴、选择性三级编码,据此构建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中包含刺激系统、固化系统和助推系统。公民对利益相关度的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会刺激其产生政治参与需要,对政治参与效能的积极预期、政治信任、清晰的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会将个体由刺激产生的需要固化为积极政治参与的稳定意愿,而长期形成的政治表达良好行为倾向将进一步助推政治参与定位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