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本文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资料,讨论了上海著名的沙船业主王氏家族经历19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家族代表人物由沙船主衍变为官绅和文化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衍变史。王氏家族的衍变史说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一旦经商获利,商人就将资金转移于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的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     

从身份到契约：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传统中国是典型的身份社会,当前我国仍处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之中,加速这一运动的进程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身份制制度体系的改革,高扬权由法授理念以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风险、危机与公共政策：从话语到实践

20世纪中期以来,有关风险的讨论逐步成为全球性的公共话语。从风险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在社会转型中所蕴含的社会风险根源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而作为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的公共危机有着公共性、不确定性、紧迫性和波及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求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建立双向沟通的“新合作治理”模式加以有效应对。     

从"言情"到"社会言情"——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的艰难跋涉

中国言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对"情"与"社会"的描写在小说中经常是不协调的,往往是重视"情"的时候忽视了"社会",而重视"社会"的时候忽略了"情"。妥善解决二者关系并处理好分寸的便是民初小说家李涵秋,他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作为贯穿小说结构的纵横两线,解决了言情小说忽视对社会正面描写的弊端和社会小说缺乏一根贯穿始终主线的缺点,开创并完善了社会加言情的小说写作新概念,集晚清和民初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社会言情小说新模式。     

从市场经济建设到和谐社会建构——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市场经济建设到和谐社会建构,只有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风险管理：社会保护视野中社会救助的创新

市场机制发育和社会保护建设,在转型国家中至关重要。社会救助,由于其目标定位依据选择性原则,其功能在于拾遗补缺,其后果常造成羞辱效应和社会排斥,长期以来在社会保护体系中边缘化。在全球性福利国家转型的浪潮中,社会保护的取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形成了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强调必须超越收入保障,转变为积极的能力建设。随着整个社会保护体系向积极干预主义的转型,社会救助有了新的定位,从仅具有保护性的社会安全网转变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利器。社会救助项目,无论其目标定位人群是长期失业者、抚养儿童的家庭、弱势人群还是老年人,都纳入了能力建设的积极内容,以帮助受益者摆脱福利依赖,跳出福利陷阱,参与劳动市场,融入社会生活。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的匮乏,更是因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而滋生的一个肿瘤。“贫困”究竟是什么?“社会排斥”又是什么?它与“贫困”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社会政策领域运用“社会排斥”的概念?这都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从对“贫困”概念的最基本的解释入手,探讨一下20世纪以来对于贫困概念解释的发展变化。然后,再来看看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是怎样从对“贫困”的研究中派生出“社会排斥”的概念来的。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图书馆的近代转型

中国图书馆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个关键时期。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士人在洋务官员开眼看世界的基础上,愈加认识到了发达国家图书馆在开启民智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观念加速输入国内,是为图书馆的萌芽期;＂五四＂前后,随着一系列图书馆法令的颁布,各级各类新式图书馆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近代图书馆进行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最终完成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此为图书馆的转型完成期。     

从社会实在到习与性成：浅析社会规范的习得

实在是指实存的与可能存在的东西,社会实在指人赋予对象某种功能的社会实在部分。社会实在一经形成就具有社会意义并能共享,但社会共享意义存在差异,人们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帮助人们理解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在个人与社会共生过程中形成,社会规范形成后便以整体与结构的形式存在且独立于个体并强加于个体,而个体通过反思可以建构社会实在,并完善社会规范。个人习得社会规范依循强制遵从、自觉遵从和自愿遵从三个阶段,达到习与性成。     

从贝克到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认识论差异

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往往被看作相似的理论图景,对二者的理论差异分析因此往往被忽视而显得必要。实际上,现代主义者贝克的直观的理论反思建立在混淆风险和外部性的基础上,因此他所提出的四海一家理论实际上是康德和哈贝马斯类似规范性理论的变体。与此同时,吉登斯的风险理论建立在他双重阐释的认识论基础上。这种理论因强调本体的联系和动态过程,使得信任和复嵌得以真正成为克服风险的理论依据,风险即契机的命题也因此获得其合理性。     

从生产到消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历史性反思

对商品形式的反思与批判构成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商品形式也成为该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物的形式。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就获得了神秘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拜物教产生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正是要揭示商品的这一神秘性质,恢复使用价值相对于商品形式的本真性地位。随着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转变,一种可以标示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被引入商品的内在结构当中,使价值形式产生的社会前提变得更加复杂,也使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历史性反思。     

新批评理论研究：从形式主义批评到文化批评

新批评是英、美文学理论界乃至整个西方理论界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一些基本论点和方法已在西方文坛,尤其是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方法中留下了无可消除的印记。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是一种形式主义研究,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价值研究,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宗教关怀和社会功能。     

“法治”踪迹探寻：从古希腊到现代

从古希腊到现代,＂法治＂理念流派繁多。要想深入了解＂法治＂、＂法治社会＂,理解＂法治＂之真义,就必须全方位追溯历史。本文从古希腊开始,试图对＂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进行梳理。对＂法治＂本意的探寻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性的社会空间地形学：从齐美尔到克拉考尔

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审美现代性进程为背景,西方空间观念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可以通过由齐美尔到克拉考尔所开创的社会空间地形学得到深刻的揭示。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早期范式,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与时间向度的空间话语生成、现代主体身份的空间症候等社会转型议题息息相关,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美学角度更全面地阐释这一时期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意涵。其空间思想史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也可以由此得到必要的呈现。     

从同意到共识：现代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它主要探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正当理由问题.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合法性基础正在沿着两种路径转变：第一条路径是从同意到信念再回归同意;第二条路径则是从同意到信念再到共识.本文尝试阐述第二条路径的内在逻辑.     

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话剧叙事场域的演进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话剧开启了新的阶段,话剧叙事的空间场域呈现出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转变的显著特征.这一转变,既是对全球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呼应,也是对话剧艺术关注“人”的本体特质的凸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既能看到都市的发展与建构,也能倾听到女性作者的声音;而话剧中的都市图景,也以先锋戏剧、商业戏剧和主流戏剧等多种路径得以呈现.     

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     

从政府推进到社会自主：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通常情况下,政治文明建设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政府推进型道路,二是社会自主型道路。长期以来,中国选择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然而,政府推进型道路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之路,必然沿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逐步由政府推进型道路转变到社会自主型道路上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