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市域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以警务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推进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和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市域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权责边界模糊、选拔考评机制不完善、网格员法治思维欠缺、多方数据平台缺少联动机制等现实问题.在公安工作中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维度,这对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     

网格化政策动员：塑造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实践特征、行政价值与议题创新

网格化管理与政策动员的研究亟待融合,以阐明基层网格功能的本质,推动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结构转向行动。将网格化政策动员作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闭环式的联动体系改变了传统单向的动员模式,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基层政府能够在管理方式的设计和任务运作模式上选择合适的策略,促使行政机构和自治组织相互嵌入,明确权责关系,化解棘手难题;不同动员策略的融合,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的行动系统;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基层政府开发分级、分类处理问题的方案,增强政策结果的可预期性。通过网格化政策动员,基层政府有潜力平衡各种具有张力的行政价值,在有限的资源和权限下,兼顾多方诉求,塑造更强的行政调适能力。在此基础上,围绕闭环联动、议程设置和平战转换,可形成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赋权改革——以F省S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也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系统化赋权为思路,以"结构-能动"的渐进方式推进社会结构的不断改良是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由之路。F省通过整合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有益探索。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需要对各个治理主体进行赋权,通过整合和运用新技术,在明确各治理主体权责基础之上实现协同共治。     

秩序的“立”与“破”——从社会治理思维方式转向论“新常态”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对秩序的强调始终充斥着本体论情结和常态化思维,力求用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性、整体统一性、稳定可控性等理念范畴来把握社会历史运行态势.近代以来,日益盛行的资本逻辑以物化思维遮蔽了人化思维,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观绑架了个体意志,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却没能使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得以彰显.后现代主义秩序现在瓦解常态世界秩序统一性的同时导致社会陷入多元纷争和虚无主义等混乱境地.基于以上社会治理思维逻辑的局限性,新常态思维寻求“破”与“立”相统一的新秩序观,倡导自我改革与创新的全民发展观,这是一种注入了人文精神的新实用主义.它从常人社会出发凸显民众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改革、法治以及价值观等建设真正面向现实生活需要.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探索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全面展开,改善农村环境,建设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从阐释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背景出发,分析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样态,厘清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亟待提升、治理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治理内容较为复杂等问题。进而通过网格化治理理论的引入与农村环境治理的适用性探讨,提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寻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     

事务结构、条块互动与基层治理——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农村事务具有不规则性、整体性和季节性,要求治理具有灵活性、系统性和配置性。当前农村治理的问题是基层治理能力和动力不足,导致矛盾上移至县域部门。县域部门有处置"大事"的能力,对众多农村"小事"难以治理。科层部门无论是强化自身建设,还是推动协同治理都有困难,便依附县级政府借用其治理资源。政府为规避风险整合资金成立网格中心,统筹多部门职责交由网格员完成。网格化管理的不足是科层化治理和流程化运转与农村事务治理逻辑相悖,带来事务治理形式化和基层治理内卷化。当基层组织治权与治责大致匹配,与科层部门形成合作共治结构,"枫桥经验"才会成为一般农村的现实。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多维变动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阶层构成、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程序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的社会治理必须随之创新。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看,我国最深刻的变化是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应地传统体制下的“国家单一管理主体”将由政府、外商、民营企业家共同治理的多元管理主体的转变。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看,最大的变化是由阶层划分的简单单一转向阶层划分的复杂分散,社会阶层的变化要求对传统政府管理进行整体性改革。即社会治理的主体应由单元向多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应由单一向复合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应由工具向价值转变。从社会意识形态看,最深刻的变化在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由高度一致向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需求的转变。与此相应,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创新必须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统一起来,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从社会治理程序上看,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治理将由“硬程序”走向“偏软程序”,相应地在社会治理制度和机制安排上都必须留有适度的弹性空间。     

数字归责：基层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持续发展问题解析

近十多年来,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涌现出了诸多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但这些模式发展到今天大都面临着后续发展乏力的问题.通过对法务前沿工程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发展之所以缺乏持续性,是因为部门联动缺乏长效机制造成了治理力量的分散和政策转向,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不能完全有效对接互动,浓厚的行政色彩导致了村民的政治冷漠和志愿者自身的困境,治理的规范化与居民的需求有一定的出入甚至相背离.若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剖析,则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三重困境,即体制层面上条块分割的政府部门的碎片化治理难以满足当前社会矛盾交织性对整体性治理的需要,动力层面上自上而下的外推型社会治理动力机制导致农民主体性缺失而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却又内生力不足,文化层面上传统礼治秩序与现代法治秩序难以互补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