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风险防范与危机抵御：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及其实现

社会的“不确定性”让社区承载了更大的治理压力,也要求社区治理展现出更强的体系调整能力和更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本研究通过对常态与非常态情境下的社区治理实践总结,以防范风险和抵御危机的功能面向对在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双重社区治理模式予以归纳提炼;并以此为基础,针对二者在实施、串联和调整过程中展现出的问题,以社区协商为方式和理念,探索以两种功能共存为特征,即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路径及其建构的可能。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决策能力的反思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是典型的非常态非程序化决策,是检验现代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基于对公共危机治理决策之特性及其对政府决策能力之挑战性的研究,审视共和国建立以来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迁之得失因由及影响,反思其经验教训,进而探讨改善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效度之路径与对策.     

社区治理网格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以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街道为例

社区治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网格化是于2003年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的重要模式。自提出以后,就在上海市的党政系统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些上海市区的政府部门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杨浦区、卢湾区等都是比较典型的。殷行街道是杨浦区的三个试点单位之一,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果。结合在殷行街道的调查情况,并参考了市区两级的很多内部有关文件和研究资料,文章对社区治理网格化的背景、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以及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论述,以期能够促进网格化治理工作更好地开展。     

特殊社会事件时期政府双重管理研究——以我国政府抗击甲型H1N1流感为例

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是继SARS危机和禽流感之后的又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是此届中国党和政府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甲型H1N1流感属于一场非常态公共事件,也是2009年每个国家的政府在常态管理中必然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非常态公共事件之一。本文将以我国政府处理甲型H1N1流感的经验和教训为切入点,以常态公共管理与非常态公共管理的区别和联系综合探讨我国政府的双重公共管理建设。     

市域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以警务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推进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和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市域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权责边界模糊、选拔考评机制不完善、网格员法治思维欠缺、多方数据平台缺少联动机制等现实问题.在公安工作中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维度,这对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区管理升级转型: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基于N县的实证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我国创新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模式。社区管理的规范性、高效性、主体性激发了我国网格化管理的热潮,但科层化、强制化、短期化问题所导致的运行困境也迫使其必须升级转型。实证案例分析发现,应该采用厘清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健全政策法规、贯彻"服务导向"治理理念、推进电子政务流程再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式,来推进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改革。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网格化政策动员：塑造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实践特征、行政价值与议题创新

网格化管理与政策动员的研究亟待融合,以阐明基层网格功能的本质,推动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结构转向行动。将网格化政策动员作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闭环式的联动体系改变了传统单向的动员模式,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基层政府能够在管理方式的设计和任务运作模式上选择合适的策略,促使行政机构和自治组织相互嵌入,明确权责关系,化解棘手难题;不同动员策略的融合,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的行动系统;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基层政府开发分级、分类处理问题的方案,增强政策结果的可预期性。通过网格化政策动员,基层政府有潜力平衡各种具有张力的行政价值,在有限的资源和权限下,兼顾多方诉求,塑造更强的行政调适能力。在此基础上,围绕闭环联动、议程设置和平战转换,可形成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与重塑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目前,政府需要实现由“主导者”向“协调者”的转变,重塑政府角色。这需要从政府微观结构人手,在职能结构层面．重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逐步将危机管理整合到公共管理体系中,由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向常态的公共安全管理转变．逐步实现公共危机常规化治理;在权力结构层面,明确使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充要条件,合理界定国家紧急权力的权责边界,逐步实现紧急权力规范化运行;在运行结构层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主体积极参与,逐步构建“多元协作”的危机管理格局。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探索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全面展开,改善农村环境,建设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从阐释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背景出发,分析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样态,厘清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亟待提升、治理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治理内容较为复杂等问题。进而通过网格化治理理论的引入与农村环境治理的适用性探讨,提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寻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     

转型期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缺失与再造

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既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机遇期,也是各种危机和社会冲突集中的凸现期.危机事件越来越多,时刻在拷问着我国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危机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危机的社会机制.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能力缺失,再造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防范机制的建构分析

网络化治理模式要求在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各地区结合具体实际,适度集权和分权,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多维主体共同参与的防范机制。建立明确的危机应对指挥体系,厘清各级主管部门权责;增强政府主管部门公共危机防范的前瞻性建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防中的作用;增强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媒体的沟通互动;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教育。     

虚拟公共空间对基层治权的重塑——基于A镇实证调研

虚拟公共空间是数字信息技术造就的全新社会交往空间。自由、多元、便捷的虚拟交互技术正全面嵌入社会生活基础领域，解构传统社会秩序，推动基层治理结构转变。虚拟公共空间带来大量信息“孔洞”、促使公共话语权利体系重组、推动基层社会资源供给多元化。在虚拟公共空间的作用下，基层治理模式正趋向于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新治理结构中，社会信息传播更为分散，公共决策主体多元，政策实施由基层治权与社会主体共同承担。在治理技术层面，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基层治权勾连各方的重要手段；在治理观念层面，平等尊重、交往互动、重视规则等理念逐渐为基层治权所吸收。但是，虚拟公共空间尚未生成完善的规则体系，存在共识危机以及非理性交往蔓延等问题。只有构建完善的虚拟公共空间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虚拟公共空间正向作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与效果，推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