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口述史叙事

后现代文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口述史研究是后现代文化关注弱势群体,让处于边缘文化的民众进入社会中心舞台发出声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对历史、文学的口述史研究发展到影视的口述史研究。本文以访谈纪录片《消失的1945》为分析对象,提出"声音"是口述史叙事引人注目的听觉形象,电影口述史叙事充分发挥视听艺术的功用,让口述者的声音叙事引领着画面的切换,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一：北川羌族水磨漆艺传承

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口述史对于抢救那些濒于失传的藏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独特价值。每位讲述者不经意间都会将自己的生活嵌入过往长时段的历史，以个体叙事的方式铺陈所属群体的文化传统。2016年10月，高梧教授对北川羌族水磨漆艺传承人朱红志进行了访谈。通过朱红志的口述，水磨漆艺的传承和现状及其个人的见闻感思得以呈现。     

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和书写方法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单位人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之间的“记忆裂痕”以及同一单位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不同口述内容的“记忆偏差”,呈现了单位记忆的不同图示,而由此生成的两种叙事或许可以成为透视“记忆悖论”、逼近历史完整性的另一种路径。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

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在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与亲历者之间除了意识层面的互动以外,还发生着无意识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移情—反移情"的现象反映出来,其中情绪便是一个重要指标。透过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我们可以分析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过程,如此,可以揭示历史的无意识过程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透过身心—社会—历史的视角和路径理解口述史访谈中的情感,可以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复杂生成机制。     

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对口述传统的纵横思考

“口述”和“传统”以及“口述传统”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传统”的建构来看,社会记忆使“传统”通过“现在”而被呈现。从史学角度来看,“口述”与“历史”的携手不仅打破了历史陈述的垄断,赋予历史平民化、大众化的基本特色,而且也促使一些历史学家的史观发生转变。     

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开始兴起,强调关注"人"的历史和"活"的历史,不仅对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挑战,而且影响很快蔓延至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研究在细致梳理国内口述史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存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种口述史研究路径,二者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口述史研究理念的差异,极大限制了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口述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超越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从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拓展并深化口述史研究。同时,口述史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口述史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七十年来西藏口述史研究述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一系列关于西藏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和普及,学者们开始注重对西藏口述历史的研究,这标志着国内藏族史的研究呈现了从单纯的文献求证到对西藏社会和民间资料发掘的转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西藏口述史资料,不仅是今后学界从事近现代西藏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评《山西抗战口述史》

由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一书,已于2005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称该书“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真实地立体地反映山西抗战的口述史著作”[1]。最近,我有幸拜读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卷本《山西抗战口述史》,并因此而对这部著作产生了一些看法或意见。但由于本人对口述史的操作规范等基本知识,知之甚少,这些看法或意见未必妥当,甚至是错误的。不过,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我还是冒昧地将这些看法或意见提出来,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纵观《山西抗战口述史》一书,我觉得有以下一些特点或优点:一、提出了一些新…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     

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点审视及其态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口述史实践成果的不断涌现,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口述史”概念屡遭误用或滥用,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许多成果只停留于积累口述史料的层面,口述实践缺乏严谨的操作规范,口述主体单一。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概念,规范口述史的研究过程,加强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业界沟通,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青藏地区民间传说的文化史价值

青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是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镌刻着各民族历史和文化演进的脉络,包孕着深厚博大的文化内涵,是各民族人民用幻想性的、传奇的口头叙事构建起来的原始的"口述史",具有历史、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文化史研究价值和意义。     

简述藏族口述传统及其特点

近年来,口述史在藏学界兴起,然而在具体的运用中似乎还有一些误解.其实口述史、口述历史和口述传统各自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本文简单地梳理了上述三者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藏族的口述传统主要有四个,即“仲”、“德鸟”、《格萨尔》以及宁玛派教义的口头传承.这四个口述传统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再创造、开发智力以及家在这几个传承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转站.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