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运动”背景下的美国黑人女性灵性书写——以《寡妇颂歌》和《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为例

灵性书写是美国黑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一种特定的、族裔色彩浓郁的仪式化书写,触摸历史记忆,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时代运动在西方的高涨,美国黑人女作家的灵性书写开始密集出现并且进入主流文化视野。《寡妇颂歌》和《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两部小说可为代表。小说通过按手、沐浴等仪式化书写,揭示出被伤害的灵魂救赎的过程。     

警醒大众的钟声──评高小康《世纪晚钟》

警醒大众的钟声──评高小康《世纪晚钟》徐正龙《世纪晚钟》（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是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先生继《大众的梦》、《人与故事》之后又一本关于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趣味问题的力作。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流行文化。当代人深深陷于流行文化的氛围中，...     

飞龙·脊背·围墙——探析电影《全民目击》中的文化意象

文化意蕴和深度思想是支撑《全民目击》的核心元素，也是该片能感动观众、获得好评的重要原因。影片的整体意象“龙背墙”可以拆解为“飞龙”“脊背”和“围墙”三个次一级的意象，分别象征影片中童涛、周莉、林泰的人物性格。在中西文化视阈下剖析这些意象的特征，阐述神话思想在本片中发挥的情感渗透、联想记忆、身份认同等的重要作用，进而反思传统文化意象与现代精神的冲突与融合，探索文艺作品将传统文化融人现代精神的途径。。     

《所罗门之歌》人物之精神分析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所罗门之歌》中塑造了一系列精神异化、人格分裂的人物,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中主要人物进行精神结构和行为分析发现．奴隶制在黑人民族幼年带来的创伤以及白人主流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对黑人民族的迫害之深已融入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黑人民族的“超我”,限制和压抑黑人的“自我”和本能,导致黑人精神人格的分裂。     

《故事新编》三题

与《呐喊》、《彷徨》重在揭露和批判不同，《故事新编》意在建构和模塑——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模塑理想的人格。但由于建构和模塑的艰难和对自己建构和模塑的结果和后果的毫无把握的惶惑心态，使其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及理想人格的创建不自觉地发生了偏移，并直接导致了《故事新编》中创作主旨的偏转和“油滑”的产生。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学书写——重读王立纯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

王立纯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突破了以往大庆石油文学宏大叙事模式，通过书写“铁人”群像的个体灵魂对话时代精神，发掘铁人形象的坚韧品格与柔软心灵，追寻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涅槃，以“小我”的生命体验去揭示人性之美，重构石油会战的文化记忆，全新诠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时代价值。重读这部作品会发现，其所阐发的历史幽思、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蕴已经超越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它不仅是历史记忆的重新书写，而且是心灵意义上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学重构，更是对大庆红色石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从原型到人性——评电影《铁人》中两代石油人的形象塑造

王进喜展现出的“铁人精神”可溯源到“大禹精神”,也就是说王进喜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承载者。在影片《铁人》的画面中王进喜井队的战友们也和他一起战天斗地,和他一起艰苦奋斗、忘我拼搏。导演尹力在王进喜部分的故事内容中为观众呈现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石油人身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为“铁人精神”的新世纪传承者,刘思成这一角色形象较之王进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勤劳肯干;另一方面,是富含人性。     

《所罗门之歌》和《接骨师之女》的记忆书写比较

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当代族裔文学的代表力作,二者都在现实矛盾的激发下以记忆重述过去、重构历史。然而,由于记忆的社会框架相异,两部小说在记忆书写中具有叙述记忆的体裁、存储记忆的媒介和传播记忆的载体等方面的形式差异,进而体现作为记忆媒介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各族裔作家正是通过策略地书写个体和族裔相异的记忆,解构美国整一的、同质的主流历史话语,表达族裔群体不同的、多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     

试论《木兰诗》的文化精神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的绝唱 ,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作为已经被汉化的北魏民歌反映了中原主流文化的精神风貌。替父从军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 ,孝悌仁义的思想 ;力辞高官厚赐 ,反映了道家“为而不争” ,返朴归真的精神。透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并存、兼容互补的精神特质     

雷神崇拜和《庄子》寓言

本文考察了远古的雷神崇拜和《庄子》哲学中以雷喻“道”的特点。古文字学及远古神话研究，证明雷神崇拜的存在，证明雷神形象体现一种威猛狠厉的力量。《庄子》寓言继承了以往雷神形象的意蕴，同时又包蕴传达出更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以雷喻道。庄子寓言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神话同时吸收和继承了《周易》中关于雷的哲学思想，成为阐释其基本哲学范畴、叙述其“大道”运动变化的“元结构”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仪式符号传播——以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为例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活动既是承载蒙古民族文化信息的符号,更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提升和宣扬了蒙古族文化精神。仪式活动是蒙古民族文化的贮存器。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仪式符号,表现了仪式对于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仪式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群体认同感的文化象征体系。     

学习《讲话》精神搞好文艺创作——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和闪光点就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与时俱进,不断把握时代的脉搏,与党同心,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声,队伍不断壮大,人才辈出,精品力作不断问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改革开放事业都做出了贡献。大庆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队伍也伴随着油田的发现、开发和建设,伴随着城市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队伍不断扩大,各个门类的文学艺术都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影响力。文化是民族的灵魂,灵魂不可丢掉。纪念《讲话》,就是为了更好的落实《讲话》精神,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让文化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的助推力量,成为城市的灵魂。     

重释《传奇》的经典意义

《传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这“异”体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启蒙文化的怀疑,对世俗文化的尊重,对中国化写作的自觉追求等方面。这是《传奇》的艺术性所在。     

钱谦益《西湖杂感》的“记忆”书写及时空层叠

顺治七年五月,钱谦益在杭州写下二十首《西湖杂感》组诗。诗中关于“记忆”的书写展现了复杂的时空层叠状态。钱氏将关于杭州的书写与南京相联系,指向了衣冠南渡的记忆,并将“衣冠南渡”一词进一步赋予了汉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以及清朝剃发改服的指涉。诗中所书写的山脉与建筑都被蒙上了明清之际的易代观感与反清复明的遗民心态,显现诗人对英雄人物的呼唤以及天道好还的循环史观。诗中对友情与爱情的美好追忆,最终都落脚于钱氏关于亡国与降清的核心记忆,并带有集体记忆的意蕴。随着记忆不断侵入现实,现实亦不断勾连记忆,在这种时空层叠的呈现中,钱谦益《西湖杂感》无疑为我们展现了曾经的此中之人在处理“记忆”时的复杂心绪。     

《故事新编》三题

本文认为,与《呐喊》、《彷徨》的重在揭露和批判不同,《故事新编》意在建构和模塑——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模塑人格精神。但由于建构和模塑的艰难和对自己建构和模塑的结果和后果的毫无把握的惶惑心态,使其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及理想人格的创建不自觉地发生了偏移,并直接导致了《故事新编》中创作主旨的偏转和“油滑”的产生。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以“戏剧场”打开萧红的《生死场》——话剧《生死场》的主题重塑

田沁鑫对于萧红小说《生死场》的话剧改编，在把握原著精神内涵的同时注入了个人对时代的思考，突出了民族的苦难意识，着重展现出农民在危难之际面对生与死的困境时努力突围的过程，并集中刻画了在东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们挣扎着人性的挣扎。话剧《生死场》与小说在不同时空相遇，不仅有精神上契合的复刻，也有通过承载着导演哲思的“戏剧场”的表现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的深化和挖掘，让《生死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以不同的媒介传播拥有新的“生命”。     

从《客途秋恨》到《花椒之味》:香港电影中的女性身份认同流变

作为诞生于亚欧文化板块碰撞地带的“东方明珠”——香港既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A面，也有“身世朦胧”的暧昧B面。在这一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身份的认同与找寻一直是香港文艺作品的重要命题。2019年9月上映的《花椒之味》，通过三个素未谋面的姐妹在父亲葬礼上相遇然后共同经营其父留下的火锅店的故事，表达了香港新一代女性对自己身份的再次确认。而上映于1990年的《客途秋恨》，同样是女性寻找自己身份的香港电影。通过主题传承，两个跨越了近三十年的电影文本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共同描绘出了三代香港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身份认同流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