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实践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续造：基于重庆市G区的研究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水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从各地实践探索到2016年全面推行,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治理成效。通过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法律明确了河长制在水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责任,丰富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治水内涵,扭转了“九龙治水”和“条块关系”执行矛盾。重庆市作为全国较早开展河长制专项立法的地方,对重庆市河长制立法文本及G区法制实践进行分析,可以从点到面映射出河长制的运行中存在的主体职责不明确、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未来探索如何将河长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通过明确河长制属地责任的根本属性、固牢水环境县域治理的基本逻辑及提升四级河长监管体制机制三个层次进一步完善河长制度体系,实现河长由“制”向“治”的转化。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河长制是中国流域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创造了党建引领治理机制的中国制度优势效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多部门协同共同塑造了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系统化治理格局,运用党政统筹协调治理机制的嵌入、流域化党建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和纵向闭环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等要素,能够实现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动员与积极响应,释放制度化治理效能。     

“河长制”推行中的公众参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湘潭市“河长助手”为例

“河长制”要从一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设计转向为长效化制度实践,必然需要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基于对湘潭市推行“河长助手”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参与,需要建立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需求、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精准的身份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集中与理性化的基础上。同时,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不足、短暂化与形式化、治理成本高、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等“运动式治理”弊端。     

基层社会治理中“吹哨报到”的动力机制——基于北京市的多案例实证研究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战略。通过资源下沉、赋权基层,解决基层政府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推诿扯皮和碎片化等问题,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提高基层政府的活力。北京市在加强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探索性地提出"吹哨报到"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北京三个街道的案例分析,建立了一个包括动力、压力、保障、协作、效能等5大系统的分析框架,描述并解释推动"吹哨报到"工作有效运转的动力机制。同时,基于访谈本文探析了该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必须通过将互评机制落实到位、加强网络治理等措施来提高其长效运行效力。     

我国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流域水环境污染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纵观我国各流域的治理过程,富于创意的有效制度的缺失是流域污染治理效果提升的瓶颈.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本文从目前流域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在创新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两型技术”生成机制与培育体制

两型技术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技术支撑。与传统技术不同,两型技术有其内在特有的内涵与特征,从而构成了两型技术生成机理的特殊性,这就需要根据其生成机理构建了两型技术的培育体制。     

从领导体制创新谈企业监管机制的建立

国有企业改革在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同时 ,必须进行与其相适应的企业领导体制创新 ,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 ,在企业内部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体系 ,形成新的制衡机制 ,这是搞好企业监管的根本和关键。在新旧体制交替过渡时期 ,更须健全完善并强化外部监督 ,做到内外结合 ,加大监管力度     

后危机时代开发区体制机制研究——基于全球视角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我国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种创新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开发区的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开发区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论乡镇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乡镇体制变迁并总结其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乡镇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以期探索现代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发现未来乡镇治理体制的理想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基于体制机制层面的思考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存在资金困难,文化产品供给与群众需求错位,服务被动,文化专业人才缺乏,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等问题,原因有财政和行政体制,文化产品供给决策模式单一,内部管理模式陈旧和政绩观不良等多个方面,体制机制是主要原因,要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考核体制机制改革,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等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增强“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我省的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体制机制体系,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文化创新,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市场制度创新,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创新,快速发展带来的综合管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持续性,促进体制机制或制度体系的系统化整合,按四位一体的途径与点线面体相结合的思路深度推进。     

透视专家的影响力：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研究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衔接党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强调积极挖掘文化发展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皆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争夺和社会构件取向与社会建构取向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