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进步的背后--清末新政时期学堂教育发展缺失论

清末新政期间 ,清廷大力推进新式学堂教育 ,迈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及其重要的一步。但清末学堂教育的发展存在着种种缺失 :经费缺乏背景下的学务下放带来了种种社会矛盾 ;学堂发展在空间和结构上存在不平衡性 ;学堂管理不善 ,学风堕落 ;一部分学界中人态度不坚定 ,素质不高 ;学堂奖励制度使得教育内涵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些缺失减弱了兴学效果 ,显示出社会转型时期教育近代化的步履艰辛。     

论晚清学堂筹款事宜及影响

清末新政在全国掀起兴学热潮,清政府财政窘迫,经费问题是办学关键所在。为推广学堂,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从各个渠道筹集学款,主要途径有:书院改学,拨寺观产业以开学堂,士绅捐款,挪用他款,加捐加税,等等。筹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堂的发展,但也留下了诸多隐患。新政的教育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古代教育投入的来源分析及启示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 ,教育的发展历程是极其曲折和漫长的。在各个阶段和时期 ,各朝代支持教育发展的经费的来源也是或多或少 ,多次变更 ,甚至官方没有对教育经费的投入 ,仅靠民间支撑。通过分析和研究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投入的经费来源的变化 ,从而对我们理解当今在教育领域中的一些政府或民间的投资行为或经费分配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     

浅议清末甘肃地方教育改革

甘肃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开始于清末的教育改革 ,本文着重论述在旧的教体系向新的教育体系过渡中 ,旧式书院的内容、特点以及它对教育改革的制约性 ;另外 ,清末甘肃地方教育兴革的过程中 ,新式学堂的特点、性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本文的论述重点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旧士绅与新教育：基于清末新式小学扩张的量化考察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认识教育扩张背后的驱动力量有助于理解一国的经济发展动态和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差异。以1909年内地十八省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分析对象,定量考察传统地方士绅对新式小学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士绅每增加1%,小学堂数和小学生数将分别上升0.456%和0.532%,说明传统地方士绅促进而非阻碍了新式小学的发展;而且,地方士绅出于新式教育投资的动机而兴学,是推动清末新式小学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发展的最可能的原因。文章将传统教育史研究与现代计量分析相结合,定量讨论了扩张与转型相交融的发展中国家的早期教育发展历程,并有助于从教育的角度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     

社会调查真开始于民国吗?——以清末社会调查为中心探讨

清末,整个社会兴起一股社会调查之风①,尤其以留日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以及趋新士绅为主体的民间调查力量更显得生机勃勃。纵观清末社会调查的调查宗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早在清末就已经兴起。     

论二十世纪初期的湖北新分子群

二十世纪初湖北新知识分子的来源之一是新式学堂学生和出国留学生.据估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1911年,湖北中等以上普通、师范及实业学堂造就的知识分子达1万人左右;在各级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达1千人左右.实际不止这些.癸卯学制颁布后,湖北近代教育从省城逐步向州县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共有各类新式学堂1504所,学生5万6千余人.1911年增至约2千所,学生估约8万人.湖北为清末派遣留学生较多的省份.1904年,湖北就有留欧学生93人,留日学生     

鹦鹉洲案:民国时期公产清理之省际博弈

北伐后,伴随国内政治局势渐趋稳定,国民政府逐步转换政治角色,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社会建设,各省地方政权始以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为政府基本职责。各项事业渐次开展急需款项,如何筹措发展资金成为各地政府共通难题。湖北、湖南受政治秩序建构、经济收益增进等多方因素推动,于控制地域开展了颇具影响的公产清理活动。两省间存有历史问题之鹦鹉洲成为公产清理中省际矛盾重要表现。文章拟对两湖间鹦鹉洲争夺过程加以梳理,以彰显民国时期公产清理省际博弈复杂面相。     

岑春煊与清末新式教育

清朝末年乃中国千古变局之关键时期,兴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实系政府的基本国策和新政枢纽所在.兴学育才效果如何,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有无作为至关重要.清末著名总督岑春煊以教育为政治之先务,所到任处重教不遗余力,开创的新式教育具有层级多、类型全、开风气等特点.在高等、师范、留学、军事、法政、实业、农林、女子等教育方面均有贡献,并与近代中国一批名校的创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定向培养、多方宽筹经费、重用新式教育专才等制度建设上,更是多有创举,不失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杰出先驱者之一.     

清末十年河南中学堂教员状况考析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实行改革,令全国府级书院改为中学堂。河南省遵从清政府令,将全省府级书院改办为中学堂。由旧时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相应对师资也有一定的要求。这一时期,各级各类新式学堂都属初创,而中学堂教员又需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才符合定章。就河南而言,所需师资数量与实际培养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迫使河南的教育行政官员不拘一格开辟培养师资的渠道、吸纳各方面人才,以解决河南中学堂教员短缺问题。     

清末新政时期的近代宁夏教育

清末新政期间,宁夏涌现出一批新式学堂,透过这一时期宁夏创办新式教育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可进一步探究宁夏近代教育发展的轨迹。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地方高校生均经费不均衡性研究

当前,地方普通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但各地地方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投资差异明显。生均经费是衡量教育投入增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省际间地方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地区地方院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水平和各省区财政支持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能够对各地区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不均衡的现状及成因有更科学、清晰的认识。     

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本文从纵横两方面集中考察洋务时期各类学堂的创设和书院改制、学堂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管理 ,认为尽管甲午战争以前的新式学堂只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附在旧体制上 ,布新而不除旧 ,但洋务教育毕竟是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在许多方面都已逸出传统教育的轨迹 ,具备了近代教育的性质。     

横向与纵向:从新政看清末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

清末十年间.横向看是政府财政大量投放新政,纵向看是清廷致力于集权中央.关于前者.关键在于兴学、练兵等新政之间的轻重缓急.需要统筹计划、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而非不顾财政状况许可与否全方位一哄而上、急躁冒进;至于后者,即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清朝中央政府的错失不在于集权中央,而在于时机、分寸把握不当,既丧失机会在前,又操之过急于后,且允许地方经费自筹政策有悖于集权中央的初衷.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晚清教育改革中的张百熙和张之洞

张之洞和张百熙是晚清教育改革中的关键性人物.在戊戌维新期间二人都曾在地方大力兴建新式学堂,并对中央教育改革献策献力.新政时期,张百熙担任管学大臣,其后张之洞也因久负兴学盛名而被朝廷任命参襄学务.在制定近代学制、废除科举制度等方面二人有诸多合作,也存在不少分歧,既由于教育权力之争,也在于教育思想的不同.但总体来说二人在教育宗旨等方面存在共识,在教育改革当中的合作关系还是主要的.     

民国初年学术领域的职业化进程述论

随着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式学堂毕业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学术研究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学会等科研团体专门化和学术奖励制度的建立健全,民国初年学术研究领域的职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学者也开始真正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而独立存在。这些因素从人才资源、经费来源、制度实践等方面为"中央研究院"等国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晚清以来不断完善的职业化要件开始全面整合,民国初年的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取得了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