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中看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

科学认识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但其生产出来的只是理性知识。其实,人类的知识具有多样性,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对其他知识的排斥。不仅如此,理性知识也获得了实践上的话语权,要求实践中的所有行动方案都基于理性知识而做出设计。这样做,在工业社会中是成功的,但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却应改弦易辙。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应当承认各种类型的知识存在上的合理性,倡导知识的包容性品质,特别是对于经验知识,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及时响应的行动,不仅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受到了时间限制,即表现为即时行动,需要得到经验知识的支持。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想像"——读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

从公共行政学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门务实的科学,工具理性是这一学科的精髓.然而,在法默尔看来,公共行政的理性是它的现代性标志,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所需要的是想像,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进入21世纪,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表明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工具理性对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公共行政是充分的,但是,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治理则是不充分的,从而要求突出想像价值.     

风险社会下人的自主性的现代性阐释

在风险社会中，人的自主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人们不断强化外在于人的各个方面的规范因素，人的自主性不仅被忽视甚至受到了压制。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得那些外在于人的各种规定变得失灵，因而必须重视人的自主性在行动中的作用。人的自主性是建立在认识的前提下的，而且这种认识应当归结为反思性的认识，即明确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的目的。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是合作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是非模式化的，必须充分发挥行动者的自主性。其中外在性的责任规定应当让位于指向目的的自主性。只有这样，人才能在风险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自主性。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

在现代社会,科学因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具有了信仰的属性,然而,在人类社会出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对科学的信仰却是有害的。科学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会要求建立起与这个历史阶段相一致的科学。科学研究是思维方式的外显形态,在科学研究活动背后,必然包含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所拥有的是分析性思维,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巨大功能。然而,当科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社会背景具有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分析性思维不仅不能把我们引向对真理的认识,反而会对我们的行动形成误导。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具有的正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科学研究对象也同样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要求我们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即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只有当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时,才能形成科学结论,并转化成正确的实践方案。     

基于信任的合作何以可能

今天,信任与合作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体问关系以及共同行动,已经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础性课题.但是,关于信任与合作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近代的学术语境之中,是在契约精神的框架下去加以探讨的.这与人类社会当下的现实要求相去甚远.无论是法团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协商民主理论,在信任与合作问题上所作出的理论证明都是不可能付诸于实践的,它们不可能导出解决人类当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方案.但是,适用于人类当前以及未来的信任与合作方案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张康之关于人的道德存在的发现和道德制度的构想;它的现实根据就是人类社会正在展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

自然规律、法律、道德等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人的行为会受到它们的规定和规范。如果说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超越自我的追求,如果人们有着对理想的社会境界的向往,那么只能在道德中去寻求前进的道路。因为,道德所指示的无论是相对于个人的善还是相对于社会的共同善,都引领着人们超越现状。人的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想在本质的意义上,都必然包含着和可以归结为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理论活动中也常常提及善以及共同善,但在实践上却因为社会的理性化或社会的理性建构而封堵了“致善”之路。这也构成了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原因之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对善的追求,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人的共生共在。     

风险社会对参与决策的拷问

在工业社会中,决策使“凡事预则立”真正落到了实处,人类亘古就有的为行动事先谋划的追求得到了决策的充分诠释。在20世纪中,随着管理学的出现和人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它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既有的决策方式还能不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参与决策以及协商民主决策是否可行,就是一个不得不加以研究的问题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行动和决策所面对的是偶发事件,而且回应时间非常紧迫,决定了模式化、程序化的参与决策都必然存在着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替代性的决策方式。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方式是一种“感应性决策”,是基于对风险、危机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因素的直接感应而做出决策的方式。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风险社会：科学与价值关系的重新思考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特别是在官僚制组织中,要求行政人员价值中立,实际上是为了科学原则而排斥了价值。现代性的形式理性追求排斥了价值,但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问题的纠缠。这说明,近代以来的科学和实践都因为拥有了分析性思维方式才会受到这种矛盾状况的困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研究以及人的行动不仅不能排斥价值,反而要坚持价值优先的原则。人的共生共在是这个社会中的基准价值。一旦实现了从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的转变,即建构起了相似性思维后,科学与价值的矛盾问题就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而实现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深度不确定性与应急管理

科学在消减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制造了新型不确定性.伴随危机而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社会恐慌与应急管理失序的源头.本文从风险及其社会放大视角分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恐慌的产生与演化机理,提出了“深度不确定性”概念并将其视为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揭示“命令—控制”型应急管理体系与突发事件之间的“情境差距”的基础上,指出完成应急管理适应型模式转变的必然,最后从灾害的社会恢复力视角指出社会信任、公众理性精神是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基础.     

时代特征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显得很不适应。关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是从系统论中脱胎出来的,但是,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又需要超越系统论的基本思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特别是要求我们建构起新的组织形式去治理我们的社会。     

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行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日益涉入风险社会。应当说,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风险,甚至在某些时期出现过危机事件集中爆发的状况,但那些都不足以构成风险社会,而只有当今人类所处的社会可以被命名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遭遇的所有风险都是社会风险(尽管有些风险被认为来源于自然界);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不是个人,而是人的共生共在;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遇。社会重建任务是身处风险社会中的人类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人类只有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开展积极的合作行动,才能在人的共生共在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获得自我生存的保障。而既往历史中生成的许多观念及信条,只要与风险社会的现实相冲突的,就都应当抛弃。     

探寻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民主治理现实困境的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建构起来的价值中立原则,一方面受到来自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改革实践的广泛审视。于是,许多学者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只有积极探索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民主治理的现实困境。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走向合作行动:公共政策的演进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强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变为一种"主—客体"结构,这一结构进而扩散到工业社会的所有组织和治理模式中。"主—客体"结构是一种对抗性的结构体系,基于此而生成的政策所体现的是由精英所构成的主体的意志,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对作为客体的公众加以控制。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共政策具有了工具理性,也使主客体之间的对立隐蔽化。当社会进入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时,主客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乃至主客体的概念被"行动者"所取代。行动者既是政策的主体,也是政策的客体,行动指向合作,政策就在人们的合作行动中生成。     

现代人的发展风险及其预防

人的发展风险的生成,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快速多变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社会.不断制造、生产与分配风险,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风险生成的重要根源.现代社会,人的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发展对风险把握和预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