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秩序的社会生成：涂尔干对卢梭社会生成论的扬弃

关于社会的起源问题,卢梭和涂尔干有着不同的看法。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是完美的,因而是非道德的,而社会是个体偶然组建的人造物。在涂尔干看来,社会自身具有先于个人存在的道德性和必然性。涂尔干否定了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而试图通过初民社会的历史研究说明,道德社会产生于原始人的社会依恋,个人并非自足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社会依恋将个人连接起来组建政治社会,并以其规范性和权威性指导个体走向文明的进程。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文明的进步体现为个体化和道德个人主义的发展,并促进道德理想最终成为社会现实。     

道德主体的社会建构——涂尔干关于人格形成的建构论视角

涂尔干道德社会学的立足点有助于说明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即道德的社会性是理解道德本质和作用的核心,而各种各样的主体形式是一系列社会建构的结果。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的个体权利也是社会历史作用的结果,是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而产生的,个体权利并不具备原始的、固有的自足性,这可以追溯到人格的宗教起源。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体的最重要的来源——个体主义的兴起,这些在涂尔干看来都是社会分类建构出来的范畴。     

神圣社会的再生产——基于涂尔干对成年礼的阐述

涂尔干关于初民社会的研究不仅解释了宗教的社会起源,还提供了关于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最终说明。本文从社会的神圣性角度出发,透过成年礼的集体仪式理解涂尔干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成年礼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一系列集体仪式,维系了社会的神圣化及其秩序的再生产。尽管如此,社会也将其任意性权力纳入到个体意识当中,并引燃群体的非理性,社会的再生产在培育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同时,也维系了社会权威的既定秩序。     

社会团结的转型与基础秩序的重建——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团结”的解读

文章从解读涂尔干的经典著述出发,主要探讨社会团结转型过程中社会失范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文章认为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是基于宗教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传统道德不能对经济逻辑居于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约。涂尔干在正视经济逻辑日益统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事实基础之上,提出职业伦理的塑造是化解社会危机的途径,职业伦理这种道德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约束机制,而且是化解社会失范,增进社会团结,达致社会秩序和谐的不二法门。     

作为社会工程的道德重建——基于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理解

涂尔干把社会学看做一种道德科学,并试图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秩序问题提供一种解决的路径。这种重建社会的方案是一种社会工程思路。从涂尔干的理论核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道德重建思想等方面,可以分析他的社会学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工程思想,而进一步的社会工程研究应该更多地转向社会理论的挖掘工作。     

论藏族习惯法的宗教哲学基础

习惯法在藏族社会秩序的构建和藏民行为规范的调整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藏族习惯法长期浸润于藏传佛教中并从中获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和符合世俗道德的合理性,藏传佛教的和谐观、平等观和自律观为藏族习惯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民众的世俗生活和终极追求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宗教是解读藏区秩序的关键,因此它必然成为藏族习惯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并试图给予解答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为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历史地看,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维系于集体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纽带。"失范"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但其原因不在分工,而在传统社会道德支柱的瓦解。因此,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认定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性质上是属于道德的而非经济的,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诉诸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道德统一性。     

现代经济中的道德性思考——涂尔干的人性观与社会观及莫斯对其理论的超越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功利主义追求物欲的观念越来越支配着当今的中国社会,道德被束之高阁,社会危机频发。在社会学领域中,一直以来都有诸多大师在社会科学中发起反对功利主义运动,涂尔干和莫斯就是其中的先驱。涂尔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从现代经济的分工原因及后果中看到了道德性的因素,并将其视为实现社会团结唯一可能的途径。莫斯对于礼物交换的研究,超越了涂尔干理论中神圣—社会与凡俗—个体的二元对立,揭示了身体与灵魂、自我与他人融为一体,同是处在物质联系与道德纽带中的"总体性社会事实",进一步回答了"人性/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对正统经济学"去道德化"倾向的一个有力的批判。回顾涂尔干和莫斯的相关研究,能够深刻体会到两位法国的社会学大师面对社会失范时的人文主义情怀,有助于引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使之与道德分析整合起来。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规律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维度 ,但从理想到现实之路需要人的发展历史规律和过程来完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规律主要包括 :转换规律、占有方式及人性与时代的契合 ,其中转换规律指生存与发展的地位转换、个体群体族类的主体转换和神圣世俗的视角转换 ;占有方式指个性发展程度有赖于对象对个人的意义及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方式 ;在人性的时代选择性上 ,人的趋利避害性、理性、道德性和社会性在不同的时期都起过重要作用     

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

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个人、社会与法律——涂尔干的法社会学思想

作为一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法律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整体论,从功能分析的视角,对犯罪、失范和越轨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并依据社会团结的不同形式,将法律分为压制型法和恢复型法;基于此种社会学思路,他还对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秩序的控制方式进行了阐述。     

神圣与凡俗之间——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一个解读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社会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当历史翻到涂尔干这一页时,他十分响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神圣的物体实际上就是社会力量的象征代表物。”如何理解这句话?文章在精读原著的基础上,试图从宗教的世俗性和社会的神圣性两个方面找到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契合,以期为更好地理解他的个人———社会观廓清视野。     

亚当·斯密对慈善伦理的现代转换

亚当·斯密结合现代社会人之生存境遇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人性、民生、素养三个视角分析了慈善伦理的道德取向和建构因素,提出了一种适宜于当今时代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构建,以及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的慈善伦理观。斯密慈善伦理建立在对底层利益和权利尊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从个体“罪责”向“同情”,从政府“恩赐”向“责任”的转换,在“治表”和“治本”的视域中增添了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神圣、世俗与现代社会

本文主要追问全面去圣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神圣生活的可能性,考察何谓神圣?它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神圣与世俗相对,超越世俗之上,却赋予世俗以现实性和意义,是世俗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来源。面对现代困境,新正统神学提出了回复上帝主体性的方案,传统儒学则提出了回复天-人结构中的天命的主体性的方案。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致之处。     

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及其社会学问题

涂尔干似乎是一位专注于道德事实的经典作家。然而,当读者认真研读涂尔干的道德理论时,很难不发现一些事实,也很难不遇到一些疑惑。一个事实是,涂尔干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先后发展了两个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道德理论。另一个事实是,涂尔干系统且有意识地把风俗、习惯和处境这类概念排除于自己的道德理论之外。从上述两个事实出发,笔者的疑问是,为何涂尔干会发展出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道德理论？如果涂尔干不是无意地忽略了风俗和习惯的概念,那么他的道德理论真正想要回答的社会学问题又是什么？本文通过对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的清晰勾勒和比较,认为涂尔干的理论所要回答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是：（1）是否存在着一般的集体行动者,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个体行动者有着性质的区别？（2）如果存在着一般的集体行动者,那么在一定的环境中,一群分散的、孤立的个体行动者如何建立起一个集体行动者？     

2008奥运会与我国民众信仰及社会秩序的探讨

2008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信仰和社会秩序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信仰蕴含并展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实践而影响社会秩序。2008奥运会与我国民众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共和构想”是社会包容性政策的核心思想

我们不能将"社会包容"一词单纯地理解为"社会排斥"的反义词。"社会排斥"强调的是个体正常的社会关联被边缘化的状态,它是一个与社会秩序相关的保守概念。而"社会包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远见的概念,它建立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使得个体能够更多、更广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