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城市化与贫民窟

本文探讨了迁徙自由、城市化与贫民窟三者间关系.指出迁徙自由不仅促使人口空间再分布趋于合理,而且促使社会走向有序.由于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且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硬性回避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也会使中国陷入中国式的拉美陷阱: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凋敝.     

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 ,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 ,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 ,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 ,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 ,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郊区社会”的兴起与城乡关系的新变革

在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探讨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及其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和“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而现代社会和“城市中国”又尚未到来,中国社会处于“郊区社会”日益兴起的阶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郊区社会”具有独特的社会构成、形成机制、特征和功能。“郊区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不仅具有社会实体的指向性,而且是理解我国城乡关系的一个新范式。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经营权分化:对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权属关系的结构性解释——基于上海郊区土地流转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变革,城市发展对农业的依赖愈加明显。一大批面向城市需求,拥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农民开始在城市边缘兴起,而与此相应的是郊区农村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土地流转市场的繁荣。本文结合笔者在上海市郊区农村的调研,梳理了该地区土地制度的变迁历史,并通过探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四个权属层次,阐释了都市郊区土地流转的结构模型及其深层次原因,理解这些问题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地市场发育与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市场发展与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一般模式考察,结合现实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市场发育与农地产权制度演变关系的实证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提出了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新思路从培育、健全及完善农地市场入手,在渐进的城乡土地市场对接过程中,实现由市场优化选择的农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     

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视角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本文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揭示了以土地、劳动力、社保和环境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红利"理论,并对农村土地制度对社会保障及社会稳定的利弊关系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社保体制的改革与重构不仅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广大农民从自然人、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需要.     

城市化释义

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变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体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推拉”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动力机制相异。中国现阶段城市化动力机制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城乡统筹语境下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论纲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对耕地的严格保护,导致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普遍存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探索.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要在政策和法律上寻求突破,则须从根本上打破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尽快修改现行法律,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相关立法及其配套规定,实行集体建设用地的合理、有序流转;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级差收益.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路径选择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应充分发挥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有利因素,克服理念认识不到位、政策体制不健全、城市化水平低、投入资金不足等障碍因素,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城乡产业布局和结构、城镇规划体系建设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创新四方面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的后端,直接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的客观要求,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下;广大农村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业生产社会化,不仅在客观上要求农民养老社会化,而且为实现农民养老社会化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三个来源体现于每个农民领取的养老金中,是农村养老保险社会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性。     

社会保障视野下国民身份制度及社会公平

我国的身份制度不只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而是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居住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等子系统综合地组合而成的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是具有身份制和等级制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国民身份制度,它还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从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看,这一身份制度与社会不公问题具有深层关系,并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