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袁枚批评

章学诚对袁枚《随园诗话》有专论文章,态度激烈,语言犀利,研究专家多斥章学诚为卫道。本文对章批《随园诗话》进行了简略的考察,认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对袁枚的批评可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不是所谓简单的"卫道"也不是空言无依,网人入罪,而是袁枚在《随园诗话》及其著作和个人行为的具体揭示,也是章学诚文学观念的具体展现和"文不空言"的有为之言。     

袁枚的生活、思想与创作

在清乾隆时代,袁枚(1716—1798)是一位“一编早定千秋业,片语能生四海春”(《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席佩兰见赠诗,下简称《诗话》)、享有五十年盛名的文坛领袖人物。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有的研究者特别注意他生平的某些表象,认为:袁枚是一位风流才子,优游林泉,“过了五十多年的清狂自在的享乐生活”。其生活、思想、创作,流于“庸俗、浮滑”。(参见米治国等《元明清诗文选》第118页、《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袁枚》)有的则更具体指出:“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社会现实内容”,“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点缀”(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因此,应该进一步对袁枚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其人生道路、生活爱好、理论开拓与诗文创新等方面,提出初步探索的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重新面对袁枚

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袁枚的《随园诗话》曾经备受红学家的重视。胡适当年撰《红楼梦考证》，论定“著者”问题时所根据的“第一条”资料，就是《随园诗话》卷二中那段几乎所有红学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     

《随园诗话》的记事

诗话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文论著作。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载一评,或采一诗(或数诗),或记一事,大多随意而话,属于“以资闲谈”的随笔性质。袁枚以《随园诗话》(下简称《诗话》,引文只注卷目)闻名于世。《诗话》内容以论诗与采诗为主,但亦有属于“记盛德,录异事”(许(岂页)《彦周诗话》)的记事内容。本文就尚无人论及的《诗话》记事内容作粗浅探讨,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诗话》所记事多数诗坛创作活动或某首具体     

袁枚《续诗品》阐释

研究袁枚诗论者一般都注意《随园诗话》,而忽视其《续诗品》三十二首。其实《续诗品》相当集中地反映了袁枚的诗学主张,内容亦颇丰富,又无《随园诗话》的芜杂之弊。约而论之,《续诗品》论及到诗歌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如《斋心》《理气》《博学》《戒偏》《神悟》《即景》)、诗人的创作态度(如《知难》《求友》《勇改》)、诗歌创作构思与表现技巧(如《精思》《相题》《布格》《选材》《用笔》《取径》《择韵》《藏拙》《空行》《矜严》《割忍》《灭迹》《著我》《澄滓》)、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如《崇意》《葆真》《固存》《振采》《安雅》《结响》     

江宁织造计吏刘春池小考——兼谈袁枚对曹家是否知情问题

袁枚的两则涉红诗话一度曾是胡适先生新红学的奠基石之一。后来由于其学生顾颉刚先生的质疑,袁枚就成了对曹家的不知情者,以致他那两则著名的涉红诗话也被打入冷宫,不再被采信。然笔者根据袁枚的人际交往圈的考察后认为:袁枚对曹家不但知情,而且知之甚深。所以对袁枚《随园诗话》中两则涉红诗话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不应再继续采取否定态度。     

清代中叶诗话选评

<正> 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诗话之作,至清代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当亦超越前人。”(《清诗话续编·序》)诚然,清代是中国古典诗话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数量据蔡镇楚《中国历代诗话书目》初步统计,实际上至少达五、六百部之多,堪称为储藏量极丰的文化宝库。近几年来学界对清诗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象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袁枚《随园诗话》、刘熙载《艺概·诗概》等著名诗     

也是源头活水

清·袁枚《随园诗话》中说: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言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上喜报云     

《宋诗话辑佚·诗史·吴文靖诗》校议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诗史》第51条《吴文靖诗》:“张安道云:江邻几言孟郊死葬北邙山,非退之诗也。‘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僧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此吴文靖诗也。”①其中有三处可商,兹辨订如下。一、“吴文靖”当作“吕文靖”据辑者自注,此条录自宋人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然未说明所据为何种版本。检周本淳校点本《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一《正讹门》,文字全同。②周校本《凡例》称:该本系以《四部丛刊》第二次影印之明代月窗道人刊本为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清抄本、缪荃荪校本,南京图书馆藏明抄…     

情欲其真 味欲其鲜——《随园诗话》中的“性灵说”

读《随园诗话》,我感受最深的是袁枚那种对诗的高度热情。不,那简直是一种狂热,一种嗜诗如命的狂热。“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余出门归,必录人佳句,以壮行色。”他从随园担粪者的话语中汲取灵感,从村童野僧的言笑中孕育诗情。对于在诗歌创作     

袁枚的诗歌采录标准探究

袁枚本着"宁滥勿遗"的原则,有意识地随地域、随人物身份进行他《随园诗话》中的诗歌收集工作.尽管袁枚选诗时要"宁滥勿遗",但他的"滥"并非指随意妄为.在随心所欲进行收集的时候,诗的审美要求是他不曾逾越的那个"矩".具体而论,袁枚对"宁滥勿遗"有着特定的要求.同时,他的选录标准是"味尽酸咸只要鲜".就诗话所录之诗具体而论,"鲜"由下列多个标准构成:一为清真;二为趣;三为新.     

《后汉书》校点补正

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由于能集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部校点本的出版,“大大便利了这些年来的历史研究工作”。不过要使这套校点本臻于完善,还要待大家作进一步的努力。本文即抱此目的,对校点本《后汉书》在校勘、标点上的失误漏略之处提出一些商榷性的意见。大致分文意,层次,文倒,引号、问号与书名号,语词,数术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共20例。这20例是举例性的,都与史书内容的理解有关,有其讨论价值。一、文意1.“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董卓列传》:“时太史望气,言当有     

袁枚与儿童文学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了很多自然、流丽、极具个性的少儿诗作,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作与袁枚独出机抒的"性灵说"的主张吻合。袁枚一生都激赏少作,使得天资聪慧的少儿作品得以留存,为后人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参考。     

袁枚研究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袁枚日记》

新近发现的《袁枚日记》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还原了二百多年前袁枚晚年的生活。从《日记》可看出：他的风情诗是对他“放诞无检”生活的真实描写;他精美绝伦的山水之篇记录了他晚年出游祖国东南一带大好河山的豪情;他《随园诗话》、《子不语》的素材很多来自于交游活动中;他作为乾嘉诗坛广大教化之主,让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能享受诗文化,使诗歌创作活动成为常人都可参与的游艺活动。     

《授堂金石跋》校点本校语指误

由河南省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授堂金石跋》校点本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便于利用的版本。但该书在校点方面标点舛讹、句读失误、或因袭旧本之讹而不悟、或又有旧本不误而校点本非者不一而足。本文只是就校点本中新出校语有严重错误的部分进行订正。     

清诗丛考

本文为清代诗歌系列考证中的一组文字,旨在解释有关重要作家与作品的某些具体问题,纠正旧有的疏忽和错误。主要包括：一、施闰章和施彦恪父子对饭店主人“王翁”的记载分歧;二、朱彝尊有关传记资料中的重大失误及其成因;三、屈大均与厉鹗并非同时代人物;四、查慎行《牵牛花十二韵》朱彝尊同作的下落;五、吴雯《莲洋集》内部的作品重出问题;六、蒋士铨的生卒时间订正;七、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及小说《子不语》对蒋士铨梦做冥官一事的错误叙述;八、袁枚《随园诗话》及相关作品误记蒋士铨梦偕袁枚登山诗。     

袁枚谈“言情”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他灵性说的诗歌理论,倡导诗歌创作既具性情,又富灵机,备受称许。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情感发自内心,没有一种忧愁叹惋的心情,就写不出凄楚缠绵的诗来。这道理当然是对的。     

袁枚与《袁枚全集》

一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字子才,小字瑞官,号简斋,一号存斋,因居于江宁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仓山叟等。钱塘(今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袁枚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夏历三月二日诞生于钱塘东园大树巷,嘉庆二年夏历十一月十七日卒于随园。(按:嘉庆二年为1797年,但夏历十一月十七日已为1798年1月3日,袁枚卒年应为1798。)综观袁枚一生行状,可大略分为三个时期: 一、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四年(1716——1739)为求学与求仕时期。袁枚5岁时开始受孀姑沈夫人家庭教育,7岁正式受业于杭州史玉瓒先生,读《论语》、《大学》,9岁始自学古诗词赋。雍正五年(1727)12岁为秀才,从学于学使王交河先生。雍正十二年(1734)19岁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