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看人类学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1887～1939)这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人,用其笔下的英文著作精彩地诠释了从古典到现代过渡期间的人类学,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正是很好地展现古典与现代之交融的作品.长久以来,主流人类学史记住了宣告现代人类学之肇始的先驱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却遗忘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曾经有过的桥梁人物.在今天看来,凝聚了传统和现代两者特征的那一代人类学前辈们,其学术思想同样也是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回首.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     

人类学与古典学——以“地生人”神话研究为例

人类学与古典学自学科建立伊始便有十分密切的相关性,两门学科曾相互借鉴并相互支持。自新人类学“转向”以来,人类学有愈加远离古典旨趣之势。文章重拾对人类学与古典学关系的探讨,并以古典学的经典研究“地生人”神话研究为例,考察古典学对人类学方法与思维的吸收与应用,以期从“他处”重返“我处”,理解人类学与古典学的深厚关联,从而引起国内两门学科的学人对此问题的更多讨论与关注。     

叙事

叙事从研究客体的"讲故事"以及研究主体的"写故事"两个维度介入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所经历的古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中,其叙事范式依次呈现为突出文学性、突出科学性和突出诗性的特点,并可以在文本的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国本土化进程中,民族志乡土叙事由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引领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范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乡叙事的跨媒介转向后,演变成关注科学诉求和关注伦理诉求两种叙事类型.     

人类学研究应该加强概念提炼——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九

人类学最大特点就是如何用分群的方法、分类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在整个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注重质的研究,也要擅长使用量的研究方法.但是最为重要的,人类学研究还应该加强概念提炼.以往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描述太多,而提炼太少.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诉求

语境是音乐人类学一个主要概念.当前,音乐人类学对语境问题的否认和忽视,已成为自身生存与创新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充分理解人类学与音乐学的理念,分析传统与现代话语中的理论预设,才能积极地为人们寻求新的理论、新的理解拓展道路.人们通过对语境的反思和探讨,增强了音乐人类学家对音乐人类学语境的认识,使音乐人类学语境向更为合理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审美人类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出路

审美人类学是美学与人类学跨学科整合的一门新型的复合性交叉学科.它对美学与人类学各自的发展是极有价值的.虽然它是现代性学科分化的结果,带有现代学科的特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审美人类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解构西方现代美学传统的另一种美学形态.审美人类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发展,取得明显的成就,同时还应当在理论建构、资源整合、研究意识与研究方式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期推进中国审美人类学的建设.     

医学人类学的中国想象

医学人类学的简单定义,可以说就是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在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等研究领域上.要了解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与内部分支,不能不回顾其祖系人类学的轨迹.而所谓的医学人类学的中国想象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人类学界对中国研究的想象,另一便是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想象.     

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上已经消失.     

人类学与国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一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离不开国学,国学研究的深入同样也离不开人类学的视角,作为人类学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将这两门学问结合起来,以最大地发挥其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的作用.人类学不能局限在只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上,也应该关注主流社会,加强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应用性,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该与世界学界平等交流、协作创新,一方面,我们应该走进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学界不但十分关注中国,而且还挺关注中国学者是怎么看待一些问题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应该在文化自主性、学术自主性方面有一定的创新。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五种学术传统

凭借西方人类学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民族学派、中国经验与理论研究等多元学术传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经构建起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继英国、美国、欧洲大陆、苏联等四大研究范式之后融汇成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五大学术传统,并展开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逐步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作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第五大传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如下特点：历经几代学者探索新理论新方法的成果;综合借鉴世界各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传统,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方位配套;将历史文献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相结合,具有深厚的史学渊源。     

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

本土人类学需要面对个体自觉的文化转型而有所重新建构.这种建构的基础在于米娜对本土文化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以及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人类学文化处境的直观把握.可以从本文所提出的“三观六维”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解释架构,以此为基础而可能有人类学视野的新拓展.     

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针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从论文数量、研究问题、人才培养、社会相关性等角度,阐述其演变历程、现况和主要动态,提出一部分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题目。     

岑家梧学术思想述评

岑家梧先生是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基础宽深、注重田野、提倡本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学术方向始终顺应着世界先进文化潮流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     

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本文在简要回顾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从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然后结合国外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前沿和实践应用,剖析了国内外研究存在的差异,并从研究视域拓展、研究层面融合、研究范式转变和研究学科整合等四个方面展望今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有待努力的方向。     

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深入访谈的运用与发展

深入访谈是从事现代民族志写作的基础,是现代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之一.本文不仅阐述了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深入访谈的形式、特征与要求,同时指出了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深入访谈需要注意的具体事项.     

儒家经典的人类学研究与反思——以《周礼》研究为中心

人类学根植于古希腊经典,而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也与经典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密切相关.百年研究实践表明,关注并深入经典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当今反思、重建文化传统与解决民族融合、生态危机特别是人际生态等重大国策问题面前,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疑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必须关注的“文本田野”.儒家经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四重证据法及其间性互补调和了证据真实与理解真实间的紧张关系,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相对科学又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然而实际操作中诸如物象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代文字叙事,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物证与书证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等问题值得所有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经典者深思.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