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罪恶之手

近期,全国发生多起儿童伤害事件,成为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一个沉重的话题。从幼儿园虐童、父母虐童,到各地20天内曝出8起儿童遭性侵案,桩桩件件,让人触目惊心,如何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成为社会反思和讨论的焦点。     

守护童年，让孩子们快乐成长

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理应享受应有的一切权利。但是近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多起侵害儿童权利的事件，一次次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由此，包括全国妇联在内的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召开儿童保护问题座谈会，对儿童受侵害问题进行舆情分析、深入研究，制定出包括源头参与司法保护、积极配合学校保护、主动做好家庭保护、努力推动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的工作计划和安排。为了我们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去面对，以百分百的意识去防范，以十二分的决心去改变!     

给他们平等发展的空间——无锡市保护流动儿童项目侧记(英文)

2001年起,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无锡开展了为期五年的保护流动儿童项目,探索解决流动儿童问题的新思路。该项目的开展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今后会有更多背井离乡,与外出打工的父母一同生活在城市中的流动儿童能够拥有与当地儿童一样的平等发展空间。     

中国儿童保护制度的历史演进

暴力侵害儿童事件会给受害儿童的身体与精神健康带来极大的伤害,建立国家儿童保护制度是保护儿童远离暴力,减轻暴力伤害恶性后果的最有效手段。儿童保护制度是儿童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的儿童保护制度在1989年之前经历了无意识的制度演进阶段,自1990年我国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之后,儿童保护制度进入了萌芽阶段,此后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在2010年迎来了"儿童福利元年",我国儿童保护制度开始进入了专业化发展阶段。研究儿童保护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助于总结过去的儿童保护经验,发现儿童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可据此来预判儿童保护制度发展的方向。     

家庭参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可行性与模式建构

家庭问题是儿童外出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家庭问题得到了缓解,流浪儿童才能真正实现回归家庭和社会。因此,流浪儿童救助保护需要家庭的参与。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和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参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建构了"家庭参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解决和家庭问题解决相结合,为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提供可资参考的新思路。     

台湾儿童保护服务的实践与启示

台湾儿童保护服务的发展近30年,已实现儿童保护服务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台湾儿童保护服务的法制架构与行动信念包含初级预防、次级预防和三级预防等不同层次,其中,家庭维系和家庭重整是当下台湾儿童保护服务的重要转向。     

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建设论纲

推进公权力对家庭育儿过程的干预,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家庭内的儿童虐待问题,是儿童保护制度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现代国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在政治上高度重视儿童保护,并在法律层面为儿童保护制度的实践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儿童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健全、具体、可操作,儿童保护制度缺乏相应的社会政策与服务基础,缺乏有力的组织机构保障。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发展,要在不断健全法制、强化组织机构的同时,致力于建立健全面向儿童及其家庭的监护监督制度、监护支持制度、监护替代制度等国家监护制度,发展并完善一系列儿童保护服务,全面落实国家之于儿童的监护责任。     

上海地区儿童权利家庭保护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地区儿童、家长、儿童教师进行儿童权利家庭保护问卷调查，来探讨当前上海地区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状况与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总体上，上海地区的家长与儿童对儿童权利受到保护的感知存在一致性，都认为儿童权利受到了较好保护，但在一致的基础上，对具体权利的感知上，儿童与家长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2．上海地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较高，对《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自身哪些权利受到保护以及如何保护自身的权利都比较了解。3．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家长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可能是影响儿童权利保护现状的主要因素。它们显著影响着儿童各个层面权利保护的现状。4．儿童性别、儿童年龄、家庭结构、是否独生子女等客观因素，对儿童与家长对儿童保护权利的感知都存在不同的影响，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家长性别、家长文化、经济收入水平仅仅影响家长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感知。5．在儿童享有的权利中，参与权受到的保护状况只受儿童性别的影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儿童与家长对此项权利的衡量标准可能具有一致性。6．家长对孩子在学校教育权的关心只是出于自己是否关心孩子的成绩，而不是家长意识到这是儿童应该享有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相应对策。     

美国的儿童保护体系及其启示

美国以国家亲权为法律基础,出台了预防和应对儿童虐待的相关法律,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成立了儿童保护职能部门,制定了服务于儿童与家庭的工作流程。当前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存在着强制举报制度缺乏、监护权法律不健全、儿童长期安置渠道不畅的困境,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应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专门政府机构、建设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等措施来完善儿童保护体系。     

立足现实·展望愿景·寻求突破——“上海困境儿童保护研讨会”综述

在困境儿童伤害事故频发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召开国内首次以困境儿童命名的"上海困境儿童保护"研讨会,深入探讨上海困境儿童现状、既有政府保障措施和当前儿童保护法存在的弊端,展望困境儿童保护的未来愿景,包括履行国家责任、制定儿童福利法和成立儿童局等,力图寻求上海在困境儿童保护中可能的突破口,如以地方性政策和项目推进立法、完善家庭政策,建立社区家庭服务中心以及推进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功能等。     

美国儿童保护制度的历史演进

回顾美国儿童保护制度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殖民时期,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儿童保护制度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过渡时期和现代化时期四个历史阶段。从最初零星的保护到民间组织发挥主导作用,从儿童保护的低潮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儿童保护制度历史演进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     

我国儿童保护立法政策综述

近30年来,我国儿童保护立法政策不断发展,儿童保护涵盖了儿童救助、收养、教育、安全、医疗卫生等方面内容,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依托于儿童专项法律及国务院行政法规,以部门规章及政策性文件为主体的儿童保护立法政策体系。然而,存在儿童保护立法层级低,呈分散化、碎片化特征;涉及部门多,业务有重合也有空白;缺乏预防性措施;缺乏责任主体和罚则等问题。     

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

笔者对流浪儿童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造成流浪儿童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仅仅依靠政府设立的救助保护机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格局下,建立一个联结儿童、家庭、社区、学校、救助保护机构和公安机关的青少年社会管理体系,才能有效预防儿童离家流浪,并且更有效地救助和保护流浪儿童。     

儿童的家庭保护：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儿童的家庭保护是儿童保护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美国儿童的家庭保护工作在经历了从“不干涉家庭生活”到“居主导地位和负起责任”。从“解救”到“预防与永久计划”的历程之后,逐渐确立了细化和可操作化的法律体系．开展了广覆盖、多层次的预防与监测工作,提供了全面多样的服务项目。在儿童的家庭保护工作方面为各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些对于我国的儿童家庭保护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在立法、机构建设和专业化发展等方面。     

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现状及展望

近些年来,有关儿童权利受侵害的案件日益增多,严重侵犯了儿童的权利,对我国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本文以分析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现状,概括总结了我国立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发展方向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犯罪流浪儿童的司法保护

目前我国流浪儿童的数量不断上升,流浪儿童犯罪也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些犯罪的流浪儿童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在联合国立法中已有规定,并且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成功实践,然而目前我国针对犯罪流浪儿童的司法保护制度存在明显不足,为此本文对联合国相关立法和相关国家有关做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探讨,希望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犯罪流浪儿童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南京虐童事件引发的思考

南京虐童案的发生,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儿童权益保护上。以强迫压力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方法、不健全的儿童权益保护组织、不完善的儿童权益法律保护体系等多种综合因素,导致了儿童被虐待情况的持续加剧。     

儿童友好家园：灾害事件中儿童保护的有效途径

5·12汶川大地震后,本着“紧急事件中特别要突出儿童保护”的理念和参考国外紧急状态下儿童保护的经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四川地震重灾区实施了“儿童友好家园”项目,为地震灾区儿童建立安全的活动场所,     

从《儿童权利公约》的视角看中国儿童保护立法

本文就儿童保护立法在四个方面与《儿童权利公约》进行了比较，包括儿童保护的基本原则、家庭环境和替代措施、紧急状态下的儿童的保护以及受侵害儿童的康复和重返社会问题。通过比较，指出了国内立法与公约之间的差距，对形成这些立法空白在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这些立法空白提出立法建言。     

「东莞母亲溺死双胞胎」的制度悲哀

儿童保护不像“神七”上天,后者本身能提出零失误要求,否则,宇航员返回不了地面。儿童保护工程本身不能提出具体指标要求,做不好此项工作的危害．与做好此项工作的益处一样,都需要漫长的时期才会表现出来。因此,儿童保护工作很容易成为滋生浮躁和务虚的温床,最容易被决策者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