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在资本主义化城市发展中的角色

西方城市社会学中有经典的“芝加哥学派”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争论。前者认为城市的发展取决于“自然”或“生态力量”;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府,扮演了积极干预角色,营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发展。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生活在香港的经历,目睹了香港的社会变化,并引用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证“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有关城市化发展的理论更能解释香港城市化过程,即：香港城市化是由于港英殖民地政府积极介入的结果,而非纯粹由市场的“无形之手”“自然地”影响香港,使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离不开文化引领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令世人惊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大大浓缩了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漫长过程，而且还在千方百计地避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中面临的各种“城市病”。当然，因为快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民生欠账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消耗等诸多城市问题和矛盾集中凸现，也正因为如此，才促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转型。     

观点

要城市化,但不要损农伤农的城市化 《农民日报》7月27日刊文说,鉴于我们农村地域大、农民人数多、农村经济弱的特殊国情,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切不可搞粗糙的城市化、急躁的城市化和好大喜功的城市化。城市化固然是大方向,但仓促急躁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农村失地农民变成城市失业贫民,导致城市急速膨胀的“拉美化”倾向的出现,导致新型的“城乡差距”问题在城市移植和复制。     

城市化发展、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分化与城市农民工居住空间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化既是“人口的城市化”,也是“空间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重组明显,社会分层现象明显体现在居住空间分化上,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加剧。通过上海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分析,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市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特征进行剖析,进而对农民工居住空间演变、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能源发展现状与结构优化对策

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高度集聚的一种空间组合形态．是能源消费的集中地区．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城市能源系统内部的相互替代和转换提出了一系列特殊要求。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在30％～60％之间．其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据预测．2005年～2020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2020年～2030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才能处于“稳定发展期”。     

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规模日渐庞大。他们进入城市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获得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过程。本文以自我认同为切入点,通过对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他们的自我认同失调,即大部分失地农民尚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转换。主要原因在于失地农民是被动城市化的,“时间性”效应导致自我认同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的搬迁,“空间性”效应带来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也阻碍了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尚待进一步检验的一个命题,即“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其社会参照系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半城市化”是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二元城乡结构长期没有改变,这一过程有长期延续甚至固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群体内部对于自己半城市化状态的认知度、容忍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差别。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已经与农村社会和乡土文化疏离,他们更缺乏社会归属感,而对目前的“半城市化”状态也就更不能容忍。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立体城市——探索城市"摊大饼"问题的一种解决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未来20年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然而正值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之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几乎同时爆发了“城市病”。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     

“八五”时期中国城市分布格局

“八五”时期中国城市增长很快,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呈现出新的地域分布格局。“八五”期间全国市区人口由1990年的33542.83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50016.3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8.32％,比“七五”时期高近1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以市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由29.34％上升到41.29％,是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的时期。     

“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城市地区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社区类型——“村改居”社区,主要是指通过变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所形成的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的社区,“村改居”社区一方面为城市发展消除了某些体制障碍,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另—方面,“村改居”是一项涉及基层社区建设、集体资产处理、居民身份转换、公共服务延伸等问题的系统性工程,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和困境,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矛盾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危机管理体系：现代城市的安全保障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城市人口已增加到了30亿,全世界现有19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然而,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的负面效应也日趋明显,形形色色的危机频频“造访”世界各大城市,成为威胁现代文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有自然原因而使城市蒙难的“天灾”,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也有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人祸”,如“9·11”事件;更有“天灾”与“人祸”     

浅析当前城镇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城市化”观念的转变问题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而发展的,是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农民身份的改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从农村、小城镇转化为城市的过程。没有农村的转化,没有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就谈不上“城市化”,而只能是“大城     

论创建中国特色的集镇社会学

我国的集镇社区源远流长、形式多样,为世所罕见。数千年来,它以城乡社区为“参照系”,生长着,并在城乡两头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从现实性和发展趋势看,深入研究处于城乡中介的集镇社区,将为我国在“四化”建设中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和城乡发展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打破世界城市化先集中、后分散的“定规”,大力发展和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集镇社区,使我国城市化走出一条新路来,少     

农民不需要这样的城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推进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走上工业化道路的。”2004年北京举行的“中国城市化战略及其途径”报告会上,这几乎成了与会中外专家们的共识。21世纪是城市经济世纪,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看,中国的发展一样离不开大城市圈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二元化社会的实际条件下,城市化更不能绕过农村和农民的出路问题。     

当代农村青年的城市意识管窥——江阴县华西村调查简析

农村现代化的方向就是城市化的方向。农村改革以来,传统的单一农业经营方式正在被现代化的农工商综合经营方式所代替,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和改善,部分农村生活面貌率先发生了变化与飞跃,生活方式越来越带有城市的特征,正不断向城市化方向接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是城市化的历史”(马克思语),“城乡融合”预示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引　　言在经历了十几年城市化模式的争论之后,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对城市发展的关注,终于由城市的外向发展回到了城市自身的内在变革。自１９８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以后,以城市规模为取向划分城市化道路的讨论贯穿８０年代,直到９０年代中期,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焦点问题。然而２０年的城市发展道路,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城市化的某些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集中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化自身的规律性,不得不面对由“隐性城市人口聚集”（城市外来人口）带来的大…     

城市化的悖论与困局

想必早有人指出过,追悼一个思想与生命浑然一体的人,最好的办法还是阐释他的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启迪.饶会林先生逝世十周年了,先生在世时的教诲言尤在耳.于今回顾,与先生之交,来来回回差不多都是看法、判断、意见和辨析.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城市化的讨论.记得有一次登门求教,我问先生,城市化研究是重“规律”还是重“国情”?先生回答我说,国情是条件,任何规律都不能脱离特定条件.反过来,也不能用“国情”代替城市化规律.正是这番话,引导我开始深入思考城市化的局限条件.     

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检讨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度建构及其实践

过去40余年,城乡规划时期的大规模、高速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产生了半城市化、大城市病、生态环境破坏、现代与传统断裂等诸多现实问题。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成果与标志,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包含城市化在内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概括,也是未来发展的总命题,其中蕴含中国式城市化的子命题。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城市化的政策载体和干预工具,需要解决城市化的现实问题并响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召唤。自2019年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立和实践以来,改革目标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偏差,除了考虑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对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进行检讨。第一,对于试图纠正城乡规划增长主义倾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其管制发展态度实质是承认并强化了“发展-保护”对立结构,仍然没有摆脱现代主义的窠臼。第二,国家尺度的理性综合规划体系与现代社会科层治理结构无法调和。“总体规划”的综合性与整体性规划原则与“分级”规划编制制度本身是矛盾的,专项规划作为政府部门专业治理的工具也是“总体规划”所不能替代的。第三,国土空间规划治理存在落入工具理性陷阱的问题,如突出土地绩效指标所导致的治理目标异化、城镇开发边界管制工具出现功能错位等,这些问题都是...     

论环境质量与城市化的关系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但随着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环境质量越来越被人重视,且二者之间是何种关系,需要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