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评谢桃坊著《宋词概论》

近年来,宋词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谢桃坊先生所著《宋词概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就是一本近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宋词研究专著。《宋词概论》共分三编。上编,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宋词发展的外部主要条件和内部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论述宋词发展过程。关于外部主要条件,着重探讨宋词与宋代文化生活、宋人词体观念的形成和宋词的发展趋势。关于宋词发展诸因素均作了宏观描述,其中对宋词演唱情况、宋代歌妓状况的研究探赜索隐,别辟蹊径。中篇和下篇,分别论述了北宋和南宋十二名家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新的探讨与成果。通观全书。有如下特点,值得注意:     

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

本文认为，传播方式的发展演变是导致唐宋词内在变迁的重要原因。最初，晚唐五代曲子词专为应歌而作，由乐妓演唱传播，因而形成了曲子词华艳婉约的特色。到了宋代，出版和手抄逐渐打破乐妓传唱对唐宋词的决定性影响，使宋词成为男性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长短句诗体，从而在“婉约”之外更添“豪放”一家。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宋代社交生活的“新宠”——从宋代社交词的定量分析谈起

社交生活是引发宋词创作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宋词的重要表现内容,社交词作是宋词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词在各个时期呈现大致平稳的创作态势.社交词从交往方式上可以分为三类:应歌、应社、应制,从交往功能上主要分为七大类:侑酒佐欢、迎送、祝颂、寄赠、答谢、唱和、拒绝,从交往场合上主要分为三类:歌馆、宴席和外出游赏.从统计数据上看,宋词与时人的社交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交词的赏作成为宋代社交生活的“新宠”.     

宋词发展的社会意义

一过去的人都把“宋词”和“唐诗”、“元曲”并提。如果就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看,宋词是比不上唐诗和元曲的;不但比不上唐诗和元曲,就是和宋代的诗、文比起来也有逊色。因而宋词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没有出现过象诗中的杜甫和曲中的关汉卿这么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把宋词的评价提高到和唐诗、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而认为它可以为宋代的代表文学,这是不     

论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

宋代宫廷是宋词创作、传播的独特文化空间,宋代宫廷词创作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现象。在具有多重特征的宫廷文化的强力制约和影响下,宫廷对词曲创作有着双重审美态度,对词曲的文化功能具有多重需求,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宋词与宋世风流

本文从宋世风流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宋词兴盛的内外动因、宋词从传声的艺术转化为吟咏的文学的过程,以及宋词婉约本色的建构模式。作者认为,宋世风流既指那种与都市商业繁荣相团依的歌舞佐酒、浅斟低唱的文化生活时尚,也指在宋学与禅学的特殊背景下不妨随俗蝉娟的士林风习。宋世风流与宋代特殊的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是造成词体大盛于宋的内外动因。而士林风流与市井风流合拍,亦即雅俗合拍、传统风范与现实风情合拍,导致了应歌便唱之旨与吟咏自足之趣的交接、碰撞和转型性融合;同时,也导致了兼容流丽娇媚与雄深雅健两端而终成风流儒雅之格的婉约基调。     

宋代齐鲁词人的总体观照——《宋代齐鲁词人概观》评介

崔海正教授在宋词研究上成绩斐然 ,先后有《东坡词研究》、《东坡词选注》(合作 )、《宋词研究述略》等论著和多篇论文问世 ,近又欣喜地读到了他的新著《宋代齐鲁词人概观》(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中国文联出版社 2 0 0 0年 4月出版 )。本书首次对宋代占籍齐鲁的词人逐一进行了简要的考察 ,并在此基础上对齐鲁词人群体进行了总体性扫描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深化了宋词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 ,唐诗、宋词、元曲 ,三峰并峙。可惜有唐一代 ,齐鲁文运不振 ,诗人不多 ,更乏名家、大家。而宋代 ,齐鲁文风鼎盛 ,大家、名家辈出…     

论宋词自注

自注是词体结构的一个非常规部分,主要起解释说明的作用。它一方面受到作为笺释之体的注的影响和规范,另一方面决定于宋代词人的主体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宋词自注越来越受到词人的重视,内容得到了丰富,艺术也有了提高。宋词自注具有文体学、文献学以及阐释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朱淑真诗词爱情心态浅探

朱淑真是宋代女性文坛继李清照之后又一颇有成就和个性的女诗人，她的爱情诗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又由于她一生受情婚姻的不得意，诗词中又颇多怨恨之语，流露着她在生命中的真切体验。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少女朱淑真在诗词中表达着她对爱情的幻想和憧憬，同样也在诗词中发泄其对不幸婚姻的苦闷和郁怨，最终在弧寂和绝望中抱恨而死，从她的诗词创作中可以触摸到一个闺阁女子一生的情感历程。     

关于金代大定、明昌词风的文化考察

大定、明昌时代,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其词坛创作主体是吮吸着金朝本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词家,其词风特征是:审美风格上豪放与婉媚并重;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词体特征上典雅与浅俗共存。这主要源于此时期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首先,世、章二帝偃武修文,推行汉文化与保持女真旧俗两相并行的文化政策;其次,受世、章二帝的创作风尚与喜好的影响;再次,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女真民族质实、勇武等民族心性对词文学雄健亢爽、率直俚俗风格的影响;第四,在词体发展上,"苏学行于北"以及北宋绮丽艳冶之词的深刻影响。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宋代书院与语录体

宋代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教育史上一大特点;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书院教育、理学与文学的联姻与背离;宋代语录体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也给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唐宋时期日本来华留学僧之比较

唐宋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留学僧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前往中国学习宗教理论和传统文化。在唐代,日本来华留学僧以官派为主,以"求法"为目的;到了宋代,日本来华留学僧则以"自费"为主,前期的主要目的是"巡礼",后期又转而以"求法"为主要目的了。日本留学僧返国时,不仅带走了许多中国物品,而且还把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带到日本,客观上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