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以上海为中心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以一种风行草偃之势"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当革命文化由农村而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上海都市文化在1949年后,也迈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隐性构造,上海都市文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以福州为分析中心

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资料,运用统计方法,以福州为例,研究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的关系,指出近代福州精英群体活跃于国内政界、军界、学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并呈现人才集聚的特征。近代福州精英群体的形成,除得益于传统文脉的延续外,与近代开埠有极大关系。都市的繁华,外国势力的深入,市民力量的兴起,商埠贸易的频繁,使近代福州人口流动性增强,民众受教育机会增多。信息来源渠道的拓宽,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因此能得风气之先,涌现大批优秀人才。     

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

公园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近年来引起一批学者的浓厚兴趣,问世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者揭示了中国近代城市公园萌生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文化内涵、多重功能及其象征意义.这些成果既显示至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显示了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一是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的比较研究;二是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倡议者和设计者;三是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四是处理好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辨证关系.     

“会”与近代小农资产运作——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做会是近代小农资产运作的一种常见方式。会其实是一种和土地等不动产类似的、可以被任意处分的物权。而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会又具备了法人的某些特征。会这种特殊经济组织在近代大量出现,表明了传统社会小农具备高度灵活地处理财产和一定的应付社会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基层组织、法律和财产观念变迁的环境之中。清中期至民国,会在各地普遍出现,表明会并不是某些地区特有的产物。我们应从传统社会基层组织、法律和财产观念变迁的角度去寻找其兴盛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化地将会的兴盛归因于区域性商业兴起。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特征探析——以银行制度结构为中心

中国近代银行业是唯一一个几乎统一采用股份公司制度构建的行业。尽管中国的银行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超前性,但从其制度结构的变迁来看,明显具有路径选择上的渐进与强制并存、内部组织构成中的中外制度要素嫁接、外部机制中的连锁董监制、产权与控制权形式的多元化等特征。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近代欧洲问题剧的现代性——以易卜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欧洲问题剧倡导个性解放,呼吁社会改革,加之坚执的自由意识和大胆的怀疑精神,使剧作家从"司空见惯"中发现变异.作为"应该否定的时代的一种伟大的否定之声",近代欧洲问题剧可谓"鹤立鸡群",凸显了毋庸置疑的现代性:以"人的精神的反叛"、以剧作蕴涵的批判性反思启发公众,质疑资本社会;告别浮华和"理性",遵从客观现实"第一"原则,把"逼真再现"作为最重要的艺术风格;坚持舞台革命,其采用的回溯式结构技巧紧凑而有力,通过深刻的对话和"潜对话"表现时代的"英雄",揭露自私、虚伪的"模范人物",描摹鲜明的戏剧性格.首创"讨论的技巧",以之构建激烈的戏剧冲突,完成其批判性反思之审美现代性表达.显然,以易卜生为旗手的近代欧洲问题剧,作为启蒙观念的艺术负载者、启蒙精神的演绎者,以自由和批判性展示了现代性的力量,其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开拓性,给后人以多方面启迪.     

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

近代上海是中国之经济中心,近代中国之职业会计师最先即由此兴起。这一新兴行业的产生有极其深厚的市场及制度背景。在从业者稍有扩大之后,上海的会计师联合成立了会计师公会。上海会计师公会对于会计师社会地位之提高、职场之拓展、兼职问题之解决、行业监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首的各地会计师公会既是会计师群体发展的组织象征,也是近代会计及会计师制度建立的重要推动者。     

论对外贸易在近代西北中心城市兴起中的作用——以兰州、西宁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入侵,地处内陆的中国西北地区也被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皮毛等畜牧业产品输出的带动下,处于西北河湟谷地的兰州、西宁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影响,逐渐兴起、繁荣并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中心城市的功能日益显现。在兰州、西宁的辐射下,区域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近代城市管理中的社区自治组织——以福州救火会为考察中心

近代以来,由于火灾频繁,时势动荡,福州救火会成为社区自治组织,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活跃于消防、赈灾、调解、治安等诸多领域,在地域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合法性不足,即便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救火会仍需得到官府的支持,而政府籍其之力,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二者在公共领域处于共生状态,随着官府权力的加强,救火会有官役化趋向,日见萎缩。     

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主干部分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的演进,促使后者的生产内容、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上海与这一地区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也因此日趋紧密.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的政治演出——以北伐战争时期的汉口民众乐园为例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由于各种党政势力的介入,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在北伐战争的风云变幻时期,汉口民众乐园作为城市文娱中心,却因为时代的需求而主要扮演着政治空间的角色,在其间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演出,以达致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的效果。不同阶段,汉口民众乐园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它是国共两党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的阵地;在国民党一党继续北伐时期,其俨然国民党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北伐战争后,它则成为国民党宣传反共思想的基地,使得都市文娱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与工具性。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

股份制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组织和运行的新型方式,它在近代中国出现后,除具有西方企业组织运行的一般特点外,还带有浓厚的中国特点和传统经济要素的痕迹。企业需要向政府报效、分配中实行“官利”制、面向社会直接吸收储蓄和企业内部资金的调拨等等,就是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资金运行中的本土特点。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这些特点又重新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再次出现。因此,对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这些特点追根溯源,探究其发展演变的状况和脉络,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近代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干预——以海运、造船业为例

在近代日本经济发展中 ,国家干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海运、造船业成为其中的典型范例。本文考察了近代日本海运、造船业发展中的国家作用。     

略论城市化与城市史的相关性——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例

长期研究中国城市史,特别是研究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熟悉西方国家城市的发展脉络,要了解和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状况和特征,也需要了解城市化的内涵和外延。以中国城市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基础,透过城市史的角度,简单论述城市化与城市史概念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以及在城市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以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和特点。     

论近代日本小说地位的确立——以《小说神髓》为中心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并没有促进日本近代文学的产生,相反,由于缺少外来文学因素的参照,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依然是江户以来的封建戏作文学。为扭转这种局面,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以西方近代文学为参照,借助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对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更迭与优选的分析,从而确立了近代小说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初步实现了对戏作文学传统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