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伯奇与学海堂述论

邹伯奇是近代中国现代数理科学的先行者。学海堂作为当时广东学术文化活动的中心,邹伯奇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出任学海堂的学长,担任算学科老师,培养专门人才;而且在学海堂遭受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抢救和保存山堂所藏书板,又力促学海堂的复建。在邹伯奇的一生当中,与学海堂张维屏、陈澧、陈璞、金锡龄、谭莹、黄培芳等多位学长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彼此之间互相砥砺,切磋学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评《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

赵春晨教授的《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一书,2003年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近代岭南文化与广东地方史的力作。该书是作者论述岭南(主要是广东)近代历史与文化的个人学术专著,共43万余字,由40篇专题论文组成,分为史事篇、文化篇、视野篇三个部分。书中既有对近代岭南历史特征和文化精神的宏观论述,也有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各时期岭南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并把近代岭南区域社会的变迁置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涉及的方面则有政治运动、社会转型、中外关系、思…     

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与先贤宗奉情结

在岭南诗学发展过程中,先贤宗奉情结根深蒂固,这种宗奉前贤的方式,是一乡之人地域意识的集体投射。作为晚清岭南的著名书院,学海堂通过在文学教学中渗透和加深这种先贤典范的力量,深化了士子的地域认同和文化精神。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     

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阮元

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开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朴学运动兴起,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在著述、人才、教育、藏书、刻书诸方面,都有明显而巨大的变化。阮元是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其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九江学派"与岭南学术传统

以"九江学派"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审视岭南学术传统,在继承、发展和批判中体现一种必要的学术接连.从经学、实学到儒学,"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在乡土环境中获得培育,将三者合于其中,创建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成同年间,"九江学派"以一个响亮的声音标志岭南学术的阵容鼎盛.     

朱九江的书学及其传承

朱次琦(1807—1881)字浩虔,一字子襄,号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早岁就读广州越华、羊城两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人,二十七年成进士.咸丰二年(1852)奉诏出使蒙古.同年秋,知襄陵县事,在任上兴利除弊,深受百姓爱戴.次年春去官归里,讲学于礼山草堂凡二十余年.粤督阮元屡聘主讲学海堂,均辞不就.光绪七年(1881)获授五品卿衔,旋卒,终年七十五岁.一生治学,主明理达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司马光)、东莱(吕祖谦)之间,与国朝亭林(顾炎武)、船山(王夫之)为近,而德器过之”.①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等,门人辑有《朱九江先生集》,学海堂刊有《是汝师斋遗诗》一卷.     

试论屈大均对岭南文化的杰出贡献

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以其独具浓郁的南国特色而别树一帜。这一文化形态在明清时期进入繁荣阶段并率先向近代文化过渡，这与明清的时代巨变息息相关，也与屈大均作为岭南文化旗手的杰出贡献分不开。他立足广东，放眼全国，以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为根基，批判地承继岭南历代先贤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以可贵的开放意识，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对岭南文学、哲学、史学均有重大建树，从而把岭南文化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综述

<正> 为了促进岭南近代文化研究的深入,华南师大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于今年7月6日在广州举行了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代表们围绕研讨的主题,发表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现分两方面综述如下.一、岭南近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岭南近代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复杂.多数学者在分析岭南近代文化总体特征的时候,主要是从该文化的基本内容入手,因此在观点上不无相似之处.但由于各人掌握的资料、研究的程度、侧重的角度、表达的方式乃至对文化本身定义的理解均不尽一致,所以相互之间仍有较大差别.     

学术界媚外厚古崇名学术心态与学术崛起

软、硬实力的全面崛起是大国崛起的标志.由于思想的影响力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而学术的功能是创造思想,所以学术崛起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然而,中国学术界媚外厚古崇名的学术心态已经对中国学术的崛起造成了不和谐影响.打破媚外厚古重名的学术心态需要学习外来优秀文化和思想,但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神化和迷信;需要继承优秀传统思想和文化,但不应受其束缚,不应夜郎自大,更应求得发展;需要实现由外化向内化的文化心态转移,即淡化崇拜名人的文化心态,强化敬佩名人、崇拜思想,但不迷信思想的文化心态培养.坚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现代文化为营养,以外来文化为补充,实现吐故纳新的张性循环,就能实现中国学术的崛起.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今年是近代学术文化巨人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生前功绩卓著,著述丰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然则,由于梁氏所处时代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新东西和旧东西有时不容易鉴别和评价.加上梁氏本人常常解剖自己,坦陈自己的弱点,“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因而人们对梁启超的评价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他在学术上“量过于质”.我们通过剖析他倡导“史界革命”、广泛输入西方新学理、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祸害、开创近代学术新范式,和兼擅恢宏渊博与专深研究的学术风格等项,并及他一生活动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就能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明确的评价: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出色的启蒙思想家,是杰出的爱国者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     

岭南文化与民族精神─—岭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岭南文化与民族精神─—岭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４日，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和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惠州市召开了以“岭南文化与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２２篇。与会者从岭南文化的民族精神特色、民族精神在岭南...     

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的理路(专题讨论)

编者按:近代的中国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等各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先进的知识分子们面临危机局面,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思想历程。在这一思想历程中,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新的历史观取代旧的历史观,新的道德观取代旧的道德观,新的学术方法取代旧的学术方法,是整个中国近代的思想特征。这一系列的转型,其核心都是救亡图存。本期刊发的这一组专题讨论,从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中国学术信息

本刊讯为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深入发展,加强中外交流繁荣学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鲁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06年8月21日-23日在山东烟台鲁东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80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以“中国近代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共收到论文近60篇。与会学者围绕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内涵、类型、演变、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