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规则的涵义、特征及作用

本文在阐释非正式规则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非正式规则的形成的自发性、维持的非强制性、发展的长期性、发展的路径性、变迁的时滞性和存在的特殊性等特征,阐析了非正式规则的熏陶作用、规范作用、改造作用、评价作用和凝聚作用等。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论司法改革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司法改革必须对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正确评估。当事人选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受传统、纠纷的复杂程度、纠纷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合法和纠纷解决所需要的成本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必须对两者的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因素予以仔细的考虑、权衡,对两者都充分加以利用。在当前,司法改革最应该利用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名声作为基础的预防性和威慑性的系统。     

非正式金融批判的批判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倾向对非正式金融持批判态度 ,主张取缔或限制其发展。本文则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非正式金融有其存在的道理 :一、非正式金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非正式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正式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非正式金融在我国农村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从而完成了对非正式金融批判的批判。有鉴于此 ,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做的事是在防止非正式金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前提下 ,引导并适当支持非正式金融的发展 ,使之成为正式金融的有益补充     

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

本文认为 ,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 ,其对象性即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原子事态”中的同一性 ,一种演进博弈论者所理解的“演进博弈均衡”。它不但在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前的习俗经济中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 ,也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文章同时指出 ,尽管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从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对习俗的生发机制做了非常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 ,但在对习俗生发与型构的原因与机理的认识上 ,仍有人们理性不及的诸多因素     

网络草根组织的生发机制探析

在公民社会浪潮的推动下,利用大众参与的力量,形形色色的NGO逐渐呈现在中国公众视线中.而伴随着整个社会志愿精神的扩散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基于互联网开展工作的网络草根组织开始大量涌现,并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对网络草根组织生发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对其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的把握.     

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变化特征与生发机制

大学生政治心理事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向和我国政治文明走向.当前,学界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定义、特点、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及引导上,而从宏观视域对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变化特征与生发规律的观照不够.通过学理分析,我们认为大学生政治心理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只有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才能全面透析其变化特征,进而了解它与社会子系统的互动共生与协同发展.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影响作用及其发展导向

伴随着组织设计的运行,便会产生非正式组织.管理者无法消解它,但却可以分析其利弊,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发挥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积极功能,抑制其消极功能,从而达到组织交融整合的目的,引导以成员情感和心理需要的感性为目的的、人性化的非正式组织服务于组织目标和任务理性设计的、钢性的正式组织,从而实现管理目标.     

论城乡区域间非正式组织的兴起

农村与城镇相互扩张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民众提供了形成其自治组织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环境。而政府正式组织对这一区域监管的缺失,则使得生活在城市与乡村边缘的人群走向非正式组织来寻求社会互助与满足精神需求。对当前这一区域的非正式组织兴起进行探究,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我国改革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组织内的非正式网络——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对非正式网络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有关的术语和概念对非正式网络的概念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介绍,并且强调了非正式网络对正式组织的意义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可持续消费管制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内涵界定、目标定位和机制设计

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文明化、节约化、环保化、低碳化、可持续化这五维度目标是可持续消费管制的原则目标,也是评价准则.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决定了可持续消费管制目标实现的边界,也决定了不同管制政策的选择.可持续消费管制的正式机制包括命令控制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两类,非正式机制包括意识培育机制、伦理约束机制和观念引导机制三类.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局限与困境: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视角

本文从防扩散安全倡议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形式特征出发,透视其存在的局限和困境.文章首先依据该倡议的协议文本对其非正式性作出了判定,然后从机制遵守行为的非约束性、机制规定的模糊性、机制目标与成员国范围的不相合性以及机制的非正式安排对普遍性国际规范扩展的制约四个方面对非正式机制下的局限性展开分析.最后指出,为扩大该倡议对国际防扩散治理的正面作用,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对其决策程序进行制度化的调整,建立拦截决策体制.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中国资本市场缺陷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以现代产权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解释为资本市场缺陷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资本市场缺陷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的中国,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资本文化缺失、国家本位主义负面影响以及体制外经济“资本规则”的滞后,都是妨碍资本市场功能深化的软约束。     

论真理的实践形态

所谓真理的实践形态,指的是在实践活动中,真理以其对实践活动的观念规定而表现为一定的矛盾运动,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一、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掌握着的真理,是系统而不是零碎、确定而不是任意、本质而不是形式、辩证而不是绝对的掌握。二、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实践着的真理,因为真理确定实践者的立场和态度,形成实践者的实践理念,提供实践者的实践标准。三、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检验着的真理,检验真理的层次、真理的阀域、真理的价值。四、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发展着的真理。在实践中,实践者坚定真理的信念、发现真理的矛盾、探索真理的路向。     

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质性探究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表达的良好途径,也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所在。探究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度。遵循扎根理论,通过理论抽样,对搜集的材料进行登陆、主轴、选择性三级编码,据此构建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生发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内生动力的生发机制中包含刺激系统、固化系统和助推系统。公民对利益相关度的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会刺激其产生政治参与需要,对政治参与效能的积极预期、政治信任、清晰的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会将个体由刺激产生的需要固化为积极政治参与的稳定意愿,而长期形成的政治表达良好行为倾向将进一步助推政治参与定位的产生。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在其实践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和阐释应紧密联系这种变化和发展进行.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课题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是实践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本文在回顾总结相关学者论述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从形式分类学的角度,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科学内涵、前提条件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与区别作了深入阐述,从而为世人思考政治权力运作、为政治当局有效运用政治权力提供新的考量视角.     

非正式契约下的中国国有企业高管更替机制

中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非正式契约——隐含契约及关系契约.企业高管更替机制受到非正式契约的影响,高管的甄别、解雇与继任者的选择、高管更替的信息机制、动力机制、决策机制和继任者来源都存在问题:隐含契约由于考核机制的缺陷而导致高管更替过程中无法甄别、解雇不合格的高管人员;而行政性壁垒和关系契约排除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组织政治活动加剧了非业绩因素对高管更替的影响.结果,国企高管更替出现逆向选择.高管更替机制要进行改革,必须把国企高管选择权归还给企业,实现高管更替的市场化、公开化和公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