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鄂西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

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周逸群、段德昌等为代表的鄂西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鄂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条件和因素。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及其原因分析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周逸群、段德昌、贺龙等为代表的湘鄂西的党组织,带领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来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贯彻,军事冒险主义的实施,加上敌人强大兵力的“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于1932年10月全部丧失。     

“两点一存”的独特历史地位及其历史条件

论述了"两点一存"的独特历史地位及历史意义。提出注重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和背景研究的方法,以全面认识标准把握陕甘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硕果仅存,成为长征落脚点的重要认识。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革命属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巩固红色政权和适应根据地的经济需要,发行了银、铜、纸各种货币,统一了苏区金融,发展了苏区经济,湘鄂西苏区发行的货币,具有鲜明的革命属性,是我国货币史上的瑰宝。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

1934年5月至7月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其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为坚持和适应革命的需要,在云贵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中,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它是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是治国安邦人才的培育地,是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出发地,也是党在全国执政的实验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供了实践平台与载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范式.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红2、6军团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创建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领导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任务,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试论“颜色革命”的原因和实质

“颜色革命”是苏联解体的延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一步“消化冷战成果”的战略步骤。这场争斗包括两方面,一是这些国家内部当政者与反对派之间的,一是美俄之间的。无论从哪方面看,争斗都远远没有结束,独联体的“颜色革命”问题并没有最终划上句号。     

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小地主、富农的身份,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确保了秘密割据的有序运行。与那些初期就依靠军队开拓的割据区域相比,东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群众更为广泛的支持。但是当革命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展时,军队就不得不成为宣传、动员的主体,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就逐渐疏离,军事斗争的成败成为动员工作的晴雨表。农民的革命训练不能一蹴而就,外力型的割据与内生型的割据相比,在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上有着先天的不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安营扎寨"经历了三湾改编初步酝酿、古城会议基本决定,大苍会见落实三个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既不能说是茅坪、也不能说是茨坪.因为它们互相依存,作用、地位和侧重点不同;袁文才、王佐被误杀的内因是边界党组织与袁、王的矛盾和误会,外因是中共"六大"的决议;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是朱、毛总结了集体的智慧在一打永新前后口头提出,1929年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首次将其形成文字.     

普通高校“两课”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两课"教学是高校德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探讨"两课"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原因及其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全面提高"两课"教师素质,切实改善"两课"教师待遇,才能真正搞好"两课"教学.     

海南文化的特质和历史地位

在海南文化概念的基础上,阐述海南文化存在的形式、族群、时间和区域等结构体系;指出海南文化具有海岛性、热带性、山地性、海洋性、开疆性、多元性、包容性、务实性和滞后性等特质;海南文化在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中西文化交流和保存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由此决定其在中华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三农”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成功解决。奠定了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了抗日力量,削弱了封建势力,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基于抗战大局和自身发展需求,中共在节庆活动中围绕国旗和党旗的使用进行着双重思虑,即如何在独立的政治前提下表征国家的统一,如何在统一的政治局面中显示自身的独立。依据政治斗争形势和节日类型,中共适时地调整策略,有选择性地引入、使用国旗和党旗,这使得它们在节庆活动中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变化轨迹。透视这种变化,既可以洞察政治符号在政治斗争中跌宕起伏的命运,又能洞悉中共处在严峻的政治局势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