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管理的一种体制创新:从准社会组织到自治组织

流动人口准社会组织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必然产物,但因其形成的自发性、缺乏明确的组织目标而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作用。流动人口协会等作为新型的流动人口自治组织,不仅可以避免准社会组织的负面作用,而且能够充分运用组织资源,配合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较好地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应当加以积极引导,使流动人口准社会组织发展为自治组织。     

对民国与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社会化”思考

民国时期是我国救灾"社会化"最为生动、壮观的历史时期,近代新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社会力量的生长和自觉精神的建树、近代大众传媒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政府行政力量的"让渡"等,都是促成救灾"社会化"的重要条件。民国时期社会化救灾的成功之处可为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以史察今、以今鉴史,完善我国当前救灾体制的可行途径之一即"社会化"。     

民间公益服务组织路径选择的SWOT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正在构建。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在社会中发挥着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职责,SWOT框架清晰的分析了民间公益服务组织的处境,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民间公益服务组织进而走向公民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信任、互惠、合作三种路径模式的功效耦合基础之上。     

关于公益基金助推社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发展关系到社会治理水平,也与民生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社会组织依法自治,通过发展公益基金、完善管理机制、促进良性运行,增强了自我造血功能,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了社会作用.     

直接登记制后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行政监管问题

尽管我国许多地方已在试行民间公益组织的直接登记制,但在实践中仍存在非法人类公益组织登记困难、公益认定制度缺失、公益法人后续监管乏力、各监管机关间缺乏协调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有必要完善民间公益组织的备案制度、公益认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管理部门间的协调制度等,以应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需求。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     

新媒体与基层社会的传播动员机制--“江门反核行动”个案研究

我国进入转型期后,基层社会中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新媒体对社区居民的动员和参与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刺激和联结作用,主要表现为线上的抗争性话语构建和线下的抗争性活动组织。在新媒介环境下,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重构了社区居民的动员机制,重置了社会议程的话语权,公民作为传播主体发挥其传播力量,体现出传播赋权的特征,推进了社区发展与基层民主进程。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公益组织传递慈善之利的条件——以晋江慈善总会为例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发挥着传递慈善之利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条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晋江市慈善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做强了慈善品牌,提升了慈善工作的影响力,发挥了慈善的积极作用;做大了慈善基金,提高了慈善项目的救助能力,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晋江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救助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准政府身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的“罪与罚”?——基于浙江温岭的个案研究

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西方集体协商中工会保持独立性的做法不同,在中国的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力量不对等、行业工会缺乏自组织传统和资源、企业主对组建行业工会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有抵触等情况下,以准政府身份出现的地方总工会,恰恰是工资集体协商得以产生和成功推广的关键性政治资源。浙江温岭市工资集体协商的个案研究不仅印证了上述判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国家法团主义规范下政府在场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     

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互联网公益技术支持机构赋能社会组织的变迁模式与驱动因素——以J机构为例

互联网技术和公益的结合正成为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显著趋势,互联网技术支持机构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中介作用。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选取J机构作为案例,分析互联网公益技术支持机构在赋能社会组织过程中自身模式变迁过程及其背后呈现的演化逻辑。研究发现：互联网公益技术支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会组织的业务流程和战略体系,推动生成多元主体融合参与公益事业的行业生态,显示技术赋能公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虽然J机构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了定制化、标准化和可持续化的技术赋能模式,但背后呈现的是一以贯之的行动逻辑,即“价值为本,技术为用”。在分析公益领域组织的技术采纳时,有必要将价值(Value)作为核心重点突出,生成TOEV框架。     

由“私”及“公”：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河北龙牌庙会的个案研究

在不少学者眼里,在公共事务迅速衰落、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当代中国乡村,共有的民间信仰和庙会却在很多地方成了公共动员的有效力量。在学界颇具盛名的龙牌信仰个案中,追寻一己（家）之福的民间信仰通过信众的许愿—还愿行为和神明恩威并举的灵验传闻,有效促成了乡民对庙会这一村落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过,这种公共生活的动力更多在于乡民对私利的重视,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只能被视为涂尔干意义上“机械的公共生活”,其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以及当代乡村民主自治所要求的乡村公民文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大学评估运动:“组织化动员”的概念、特征与悖论

针对我国大学独特的评估运动现象,本文提炼出组织化动员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作者分析归纳了大学组织化动员式迎评的八项特征,评析了这个十分矛盾又独特现象的三重悖论,指出深入挖掘和分析组织化动员背后原因的意义。     

“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英雄烈士的事迹及奉献品质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财富,对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保护更具政治意义。《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确立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意抹黑、诋毁、戏谑、侮辱英雄烈士的行为,然而在“起诉顺位、适格原告、诉讼请求”等方面仍有不足。以“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区分的分析方法,认识英雄烈士保护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本质,并将其贯彻于制度的完善当中,有利于全面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一步提高英雄烈士保护法治水平。     

从“嵌入”走向“嵌合”: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创新探析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嵌入式"党建模式实现了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有形覆盖,但存在社会组织党组织政治定位不明,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尚未实现有效融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分离以及"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发生摩擦与碰撞等问题。"嵌合式"党建模式与"嵌入式"党建模式在聚焦阶段、主要目的、理念原则、路径指向、蕴含思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嵌合式"党建模式有利于完成"质量建党"新任务,符合地方社会组织党建创新的新需求,也与我国培育社会组织的新策略相匹配。通过制度建构、策略转向、结构嵌合、业务嵌合和文化嵌合,实现"嵌入式"党建模式向"嵌合式"党建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