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剩男剩女经济”的利弊分析与引导策略

人们对"剩男剩女"现象的讨论呈现"问题化"趋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剩男剩女"问题的存在,使商家从中挖掘商机,并逐渐发展出诸如婚恋网站、恋爱培训班、单身服饰、交友旅游团等经济形式。不可否认,"剩男剩女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解决单身青年男女的婚恋问题带来益处,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也存在侵害个人权利、破坏市场秩序等弊端,需要正确引导,促进"剩男剩女经济"有序发展。为此,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自律管理中的作用的功能,加强舆论引导。     

用耳朵再读《大国空巢》

本文就易富贤先生演讲中提到的今日中国的“剩女”问题和中国即将面对并愈演愈烈的“剩男”问题是人口结构问题而非媒体渲染的“甲女丁男”问题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解读,对易先生基本不加区分的“防老”和“养老”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不相信官方数据而凭感觉估计中国的人口总量、生育率、出生缺陷率等而常常陷入的误区。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     

西汉时期河西羌人“饶妻制”原因试析

羌人"饶妻制"的形成,不仅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而且与羌汉战争以及羌人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因素息息相关。羌人生活地区土壤微量元素严重缺锌,造成育龄妇女营养缺乏,引发妊娠期女性大量死亡,而羌人各种族间的斗争和与汉的战争以及其风俗以生病为耻,每病辄以刃自刺的习俗,使男性人口大量减少。因此,依靠人口强盛生存的羌人,为使更多的育龄女子受孕,"饶妻制"就成为其繁衍生存的最好方式。     

卖“光棍T恤”半年收入40万

简单的白T恤,中间两排黑字——天涯光棍,背面有同样代表单身含义的英文single。就是这种简单的T恤给大学生杨锐带来40万的收入。据统计,全国的剩男剩女超过6000万人,但市场上还没有一款表现剩男剩女文     

父母错爱造就剩男剩女

其实我很不愿意用"剩男剩女"这四个字来形容还在爱途上徘徊的未婚男女,毕竟婚姻是人生何等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怎么能劝别人随便找个对象,将就着过一辈子呢?我只想联系身边一些好友的窘境,反思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出了点儿问题.     

择偶误区

“未婚大龄女”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择偶步入误区是其主要因素。 误区之一:“有剩男,没剩女”的信条。 俗话说:“老皇历,看不得。”前不久,京津沪关于大龄未婚青年的调查表明,目前大龄未婚女性比例大大超过男性。原因是在城市男女青年比例大体相等的情况下,约5％—8％的男青年,选择了近郊或外乡女青年为偶;而选择农村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国家认同的文化民生建设政策——基于“青海哈萨克”定居政策的实证研究

文化民生政策指谓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青海哈萨克"是生活在青海省境内的哈萨克人的特殊指称。为解决"青海哈萨克"族群位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政府以系列文化民生建设政策将其安置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马海村。本文以观察体验和问卷访谈的方法,实证"青海哈萨克"对系列文化民生建设政策的感知和体认,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以互相决定的反身抽象,探讨"定居"政策的内容系统、作用的关系系统和演进的向度系统,阐发目标与具象的内容,情感性、利益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文化-民族认同、政治-国家认同与政党-道路认同的向度,聚焦政策的意态刻写和物态实践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连续更新"与"自我调节"。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从“金字塔”到“橄榄型”:新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与优化

依据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的三种性质,可以将养老保障的代际转移现收现付收入再分配、个人生命周期再分配、社会财富收入再分配,称为养老保障"新三支柱",其资金供给和给付形成两端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第一支柱替代率在25%左右,第二支柱替代率在45%左右,第三支柱替代率在30%左右。在理论上,"橄榄型"养老保障模式是依据人口老龄化的全民养老责任、国民财富养老人口结构均衡分配原理归纳得出,是人口可持续发展协同养老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表达。"橄榄型"养老保障模式具有更多的可持续发展元素:一是资金动态平衡上,"橄榄型"结构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二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橄榄型"结构具有更大的抗风险性。因此应当以此为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论“无限”的哲学性解读

在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后,哲学家们开始了对"无限"问题的思考,"无限"由此也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范畴。"无限"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对"无限"抱有浓厚兴趣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另一方面,虽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无限的,但人类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由想象对未来作出美好的期望和设想,由此,"无限"可以作为一种行动的动力存在于未来。     

“城市化”的祛魅之途与认知重构——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文化的思想检视与审美反思

近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文学对城乡景观和社会文化的演绎始终存在着两条交互发展的路径,表现出城市化/反城市化、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互动对话和双重姿态,并由此催生出一种对现代生活秩序不断消解与重构的话语张力。纵观这一过程,文学在生存的当下性、文化想象性和社会发展要求等多重挤压下所开启的"城市化"批判,既是对"城市化"的历史性祛魅和认知重构,又体现出了社会实践与文学叙事间的必要互动和平衡。     

《新青年》“女子问题”讨论的“一波三折”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即重视"女子问题",讨论却难以展开。2卷1号刊出"新青年记者启事",以《女子问题》专栏向女性征稿,所发文章几乎相一致把现代女性定位于"贤妻良母"。《新青年》进入北京大学后,"贞操问题"有如疾风暴雨式的讨论,触及了妇女更为根本的境遇及其文化根源,提出女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胡适执编的6卷4号,在与质疑破"贞操道德"之声的商榷中加强了"立人"之旨归。历时四年一波三折的"女子问题"讨论的付诸实践,重要成果之一是"她"字的创造。     

1920年代“文化泰戈尔”在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

1924年,"文化使者"泰戈尔访华并进行一系列演讲,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因而出现"欢迎"与"不欢迎"两种迥异的文化现象。欢迎者之"欢迎",是因为泰氏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调和"的见解等,迎合了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期待";不欢迎者的"不欢迎",则出于多种原因,有反对其抽象之爱的,有反对其发售"玄学"的,更有不认同其对西方文化的非科学定位和对东方文化盲目乐观的。"文化泰戈尔"在1920年代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两种叙述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将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生态人”理论探析

"生态人"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经济人"理论批判,而且在于对"经济人"理论的超越,即对发展新的经济学科、推动新的经济模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生态人"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把征服自然作为主要生产能力内容的研究目标,转变了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并在创立新的经济学学科方面提供了帮助,推动其真正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生产的关键问题,较为全面、协调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从其实践意义上看,"生态人"理论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满足于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新的经济形式,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运用最少的资源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论“波茨坦敕令”与普鲁士的近代崛起

以"波茨坦敕令"为核心的移民政策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人口政策、经济政策、外交和宗教政策等政策群的关键结点。"波茨坦敕令"颁布与实施促进了普鲁士人口的增加、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以及稳定的外交和宗教政策的形成,政策效果持续到19世纪。作为政治遗产,"波茨坦敕令"所体现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为此后君主继承和发展,成为普鲁士近代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