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诈骗罪罪态界限探讨

犯罪形态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表现形式，任何犯罪现象都呈现出一定的犯罪形态。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信用卡诈骗罪也呈现出不同的犯罪形态即未完成形态、罪数形态、共犯形态和错误形态。     

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之反思

法益保护作为污染环境罪认定的根本问题,理论界存在三类不同的认识,即包含传统法益的生态法益观、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此三类法益观具有进步价值,但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符合污染环境罪基本规律的复合法益观得以提出。复合法益由个人法益、集体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构成,其中,社会法益中的非人身、财产法益特指“环境与生态法益”。复合法益彼此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内部关联性,侵犯任意法益便构成污染环境罪。基于主次法益的内部位阶,复合法益中的主要法益为国家、集体和环境与生态法益。此外,复合法益还具备内在的解释机能,主要体现在认定行为犯与结果犯、危险犯与实害犯、主观心态等方面。     

污染环境罪探析

污染环境罪刑法第338条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正之后,犯罪构成要件发生极大的改变。本罪的法益应该是复合性的,其主要法益应当是环境权,次要法益应当是国家关于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其主观要件只能是故意。只要污染环境达到具有危害国民的身体健康的危险或者有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危险即构成严重污染。后果特别严重的情节理应包括修正前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公民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和后果特别严重的情节。     

基本权利位阶秩序与私法

基本权利存在位阶秩序。基本权利位阶秩序对私法立法和司法具有效力。基本权利位阶秩序要求私法立法不得与其相悖,当其变化时,私法须及时调整。实践中,私法立法可能滞后,导致二者间的矛盾,并产生法院依据基本权利位阶秩序衡量私权利冲突的必要性,这是晚近宪法私法适用的根本原因。实质上,宪法间接适用是普通法院对私法原则或不确定概念所作的合宪性解释或控制。权利位阶秩序上,我国宪法与私法不相一致,面临着在宪法和私法上对权利位阶秩序双重调整的任务。在此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在私人诉讼中采用宪法间接适用模式,进行个案救济。     

论财产罪的“所有”与“占有”——财产罪法益保护三原则之提倡

财产罪的法益保护应当尊重和维护社会财产秩序。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坚持所有权说,认为财产罪的法益以所有权为核心,主张对占有权是否合法不作区分地施以消极保护,特别是对于所有权人侵犯被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情形,该学说对罪与非罪的认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受所有权说影响,我国刑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财产占有权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我国刑法应当在遵循财产罪法益保护三原则的基础上重构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保护合法占有和具有相应权利外观的占有,合理控制私力救济的范围,构建更为健全的财产犯罪防控体系。     

流通知情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及其刑事保护边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持续发生,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在理论上尚未明确,导致刑事保护的界限模糊、教义规则明确性不足。现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研究表明,以"侵犯"为经验基础与条文不符,在方法论上存在偏差,无法实现构成要件的解释目的。按照刑事不法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阶层思维,应先明确形式法益,再利用实质法益方法进行遴选。从法条出发,明确"流通"的经验基础,结合文义解释和自然法方法,可得出信息流通权这一形式法益;再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背景作必要性遴选,可知所保护的法益为流通知情权。运用自然法方法检验证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自然犯,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只是提示性的规定。必要性方法否定滥用行为是刑事规制的必要,而限制解释"获取""提供"等行为要件为依法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的新型犯罪行为提供个案适用空间。     

走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保护之迷思——超个人法益之提倡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岌岌可危,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研究也越发重要,而关于该罪的法益属性存在诸多争议。本文认为,个人信息应该作为超个人法益进行保护。首先,从刑法教义学角度分析,不能得出该罪保护的法益为个人法益的结论,而是保护个人法益之上的超个人法益;其次,个人信息权是一种被“泛化”的权利,不宜作为刑法法益。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非个人控制性导致个人信息权的实现没有可行性基础,且个人信息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公共管理价值,强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成本过高。     

刑法中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的界限

类推在刑法领域是被作为法律规范续造的手段加以禁止的,而不是被作为一种法律思维方式加以禁止,因此,不能以此否定在刑法领域采取类推(或日类比)的思维方式以完成类型化的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汉语词典及"可能的口语词义"都不能成为解释刑法用语的根据,也不能以之作为区分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的标准.区分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应同时考察三点:处罚必要性的强弱;普通国民的可接受程度;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范围.     

秘密监听与个人宪法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秘密监听所维护的追诉、惩罚犯罪的公共利益与隐私权的隐私期待利益发生冲突时,法益衡量是秘密监听规制的标准和方法。按照犯罪的危害程度可将犯罪简单分为严重犯罪和一般犯罪;个人隐私权可划分为敏感个人隐私和非敏感个人隐私。两种法益的竞争通过不同的比例关系可表现出四种公式。依据这种权衡公式,立法中应确立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和令状主义对秘密监听措施进行法律规制。我国现行立法对秘密监听规制存在宪法规定薄弱、部门法规定空白的情况,应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规范适用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对于该罪的规范适用具有基础意义。社会管理秩序、体育管理秩序、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社会公众对体育竞技的信赖利益、国家的声誉等均不是该罪的法益内容。对该罪的法益内容界定应当考虑到该罪的本质属性、该罪的体系位置以及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应当尽量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和精神化。该罪的保护法益是重大体育竞赛中的公平竞争秩序。该罪属于法定犯和实害犯,对法益的损害具体体现为对重大体育竞赛中的公平竞争秩序造成实害结果。应当区分作为法益的秩序损害和因秩序法益损害而造成的其他危害后果,只要行为导致运动员在特定时间段内使用了兴奋剂,就已经对秩序法益造成了实害。对引诱、教唆、欺骗行为、明知情形下的提供行为以及组织、强迫行为的解释认定应当以该罪的法益内容为指引,进而合理把握该罪的成立范围以及该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间的规范界限。     

元宇宙空间刑法规制的教义学立场

元宇宙是当今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以及扩展现实等一系列技术发展集合的结果,本质上是互联网的升级版,其具有拟真性和虚实相融的特点,但是仍然依附于现实世界。元宇宙空间中隐藏着诸如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破坏经济秩序等刑事风险。刑法在规制上述风险时,尚没有增设新罪的必要,通过刑法解释可以实现规制的效果。刑法通过解释介入元宇宙空间领域,需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坚持刑法最后介入和技术规制技术优先规则,防止前沿技术的发展受到刑法的不当干预。同时,元宇宙空间中不法的认定应以法益现实被侵害为基础,依循各个罪名的规范保护目的,对相应的行为进行客观解释。     

获致法律上妥当的裁判——对法益衡量思维与方法的全面检视

法益衡量是否是一种裁判的方法,一直以来聚讼纷纭.由于法益衡量的多重面向和可分析观察的多个维度,造成了时之认识和理解的复杂性,以及建构法益衡量方法的多种路径.法律诠释学、原则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等成果,从多个维度为法益衡量的结构以及合理的衡量方法的建构提供了思路.法律诠释学澄清了作为一种本体论事件的法益衡量的思维过程及其合理性问题.法律论证理论则为具有主观性的法益衡量获致一个妥当结论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寻求合理的法益衡量方法,需要结合对法益衡量的论证以及对其结构与过程的重构两个方面,透过法益衡量的结构框架,实体的内容或价值判断借助法律论证的理论和工具被恰当证立成为可能.     

法益扩展视域下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辨正与优化

随着环境伦理在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范围也由“人身财产法益”扩展至“人身财产法益和生态法益”。法益扩展对“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具有指导与检验功能,其内涵与目的须分别通过“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得以诠释与实现。法益扩展视域下的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遭致正当性不足、规范性欠缺等理论批判,建议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引领,推进“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设置的明确化与科学化,以妥善回应法益扩展所带来的理论诘难。     

药品犯罪的法益分立:监管秩序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剥离与独立化保护

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双重法益保护模式,一方面过度地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抽象危险化,使得根本不具有危害生命健康安全危险的行为也受到刑法制裁;另一方面,该罪名所维护的药品管理秩序集中在同生命健康安全紧密相关的生产、销售行为,对于生产、销售前的药品研发、注册以及上市后监管秩序未能有效维护。因此,针对药品犯罪法益兼顾保护的"兼而不得"、反受其乱,同时鉴于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药品管理法》明确将附属于秩序维护的"以假药论"予以删除,刑法有必要将单纯的药品管理秩序法益剥离出该罪名之外,单独增设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形成药品犯罪的"双罪名"体系:一是明确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的法益,以抽象危险犯为类型,保护依托于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药品功能的有效性,避免为了维护药品监管秩序造成的打击半径过度扩大;二是单独设立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以具体危险犯为类型,全面系统地维护药品监管秩序。     

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竞合问题分析

对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竞合的处理方式,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进行规定.对该问题学界主流意见是:当诈骗的对象是财物时,如果客观方面表现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人民警察,就按招摇撞骗罪论处;如果诈骗财物的数额特别巨大,从一重罪处断,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这种处理方式不符合法理的基本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以及法条竞合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行为人的行为既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满足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时,就应当依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以招摇撞骗罪定罪处罚,这样更加合理.     

宪法中的法益衡量:一种可能的重构——以阿列克西的理论为思路

在宪法上,法益衡量的地位较之于其在民法上的地位更为显要,其本身作为一种面向现实且围绕规范而展开并形成判断的方法,既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动,也是对现实主义阵营中的某些虚无论调的克服。但作为含有价值判断的一种方法,衡量在各国学术界也颇遭争议。对此,德国当代著名法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则从规范结构的视角为衡量提供了一个没有矛盾的明晰概念和精致的法结构,在这种结构框架中,实体的内容是借助法律论证理论及工具加以证立的。由于这种衡量理论乃以规范分析为进路,并能容纳其他法学方法,为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衡量的有关质疑,并在重构衡量理论,寻求衡量正当化的进路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