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外官制改革的实施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谕令进行外省官制改革。清廷此举一方面是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另一方面是藉改革以改变太平天国以降所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体系,因此,官制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朝廷与督抚间的权利博弈。研究外省官制的实施情况,不但可以观察晚清地方权力体系的运行状况,而且可以体味清末预备立宪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研究

“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为内蒙古档案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作为“遗留性史料”,其所载内容多为清代其他史籍所缺漏,因而对清末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人口及各部落社会状况的了解和探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的编造形式、规则、所录项目予以详尽说明的同时,也对户口册的内容进行多方位的、全面的分析,进而对新巴尔虎部人口状况、妇女地位、黄教的影响等方面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

晚清时期政局动荡,各种分离倾向日益严重,以汉族官僚的任用为由,满族皇室之间争权夺利,导致清皇室内部分裂的迹象逐渐明显。对自我经济利益的极为看重,使得清皇室不能团结起来,抵御南方民军的武力威胁,在后期的谈判中先机丧失殆尽。袁世凯利用皇室内部的分裂,成为操纵清室命运的官僚,最终诱致了退位诏书的出台。与前期谈判内容相比,最终形成的退位条款对皇室利益大打折扣,从皇室的角度来说,清帝退位诏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清朝皇帝物质利益的工具。     

宣统年间江苏地区乡镇自治述略

宣统年间,伴随着自治机构、自治经费、区域划分与乡镇选举等自治事宜的逐步开展,以及县府、士绅、耆民不同程度上的参与,江苏地区乡镇自治得以全面推进,尽管其进程较为缓慢但在我国近现代乡村自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实证分析与现实需求基础上,传统乡镇自治合理性内核的归纳、三层治理结构理论假设的提出,不失为理论自觉的一次尝试与努力。     

对农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比较分析

关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主张在保持现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制;二是主张国家所有、农民永佃,把承包期延长到999年;三是主张实行农地私有。比较分析三种改革方案,农地私有不仅在增加农地产权稳定性、流动性以及提高农地生产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农地私有和与之相关的各个市场———农村土地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产品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力图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20年来晚清官制改革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界关于晚清官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官制改革的分期 ,总理衙门的评价 ,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的关系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王夫之政论发微(二)集权与分权——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

在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全面揭露和批判三千年专制政治体制之弊病的基础上，王夫之突破正统儒家纲常名教至上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思想。其中，“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以法律限制君主权力、实行分权制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保其族，卫其类”，实现民族之振兴是其立论之归宿。一、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论“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依人建极”。所谓“依人建极”，包括多重含义。但从社会政治思想的视角看，“依人建极”…     

字文泰实行六官制的目的新论

史学界通说认为宇文泰实行六官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标榜神州文化正统。但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这并不是其根本目的。宇文泰创行六官制是在西魏、东魏、萧梁三方鼎立而西魏处于劣势,迫切需要位尊望重的大将支持,同时又要满足他们权力要求的情况下,西魏政权追求自身内部政治平衡的结果。     

宣统贰年休宁天字号“收税票”

己丑年立夏后一日。和同事去祁门县凫峰乡为单位买些绿茶，因为有好友相逢，酒喝得是酩酊大醉，一路晕晕乎乎，车到齐云山，同事说有古董店可以看看。下得车来。我还是看看我的专题爱好茶壶，壶是不少，可品相完整的却不多。在店里看来看去，只有一套光绪二十年的《武陵吴氏重修宗谱》可以收藏，主人不在家，电话一问，价格高的惊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价格下幅不大，考虑到是祁门县的东西，品相又还好，还是忍痛买了下来。     

试论宣统二年江春霖参劾奕劻案

本文试就宣统二年御史江春霖参劾庆亲王奕这一晚清大案展开述论 ,重点论及江春霖弹劾奕主要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 ,而摄政王载沣则受局势及人事等多方面的掣肘而拒谏 ,以及台谏几乎全台联名上奏挽留江春霖背后所反映的都察院存废的危机 ,从而揭示清朝走向覆灭的某种必然性。     

丙午年外官官制改革讨议——侧重各督抚视角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上谕,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启。在对中央官制进行一番调整后,编制馆亦草拟了一个颇具西方宪政色彩的外官官制改革草案。在征询地方督抚意见时,意见纷纭,编制馆不得不对原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宪政色彩明显消褪,并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宣布先在东三省试行。外官官制改革再次落入传统吏治因循敷衍的怪圈,清廷立宪改革的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真理标准讨论与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

真理标准的讨论为端正中国的学术航向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基础上,一系列被颠倒的理论被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工作者正是在这场讨论的鼓舞下,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科学成就,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探索了许多新的问题,并获得一大批成果。真理标准讨论与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是相互映照、相互发明的。     

清季巡警道的筹建与外官改制

巡警道的设置是清末外官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深刻变更。设立巡警道,由清朝中央主导推动,但具体落实还是依赖外省疆吏的执行。各省巡警道设立之先后,主要受该省督抚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的影响;其次,受各省警务原有基础、治安局势、经济财赋、社会舆情等状况的制约。巡警道的建制状况反映了外官改制的具体历程,以及清末政局与官场生态。     

新加坡工业用地政策对我国工业用地年租制的启示

本文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工业用地供需矛盾、土地粗放利用及投机等问题,借鉴新加坡工业用地政策及供应模式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工业用地推行年租制供应模式的合理性,并初步探讨了工业用地年租制可行的实现模式。     

人文精神讨论

《读书》杂志从1994年3月号到7月号连续发表5篇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座谈讲话(上海和江苏学者参与其事),引发了范围广、时间长的关于人文精神的热烈讨论和争论。第一批发言者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人的终极关怀,安身立命的根本态度,直面现实、敢于批判的勇气。他们是有感于这些价值和精神不复存在而提出问题,认为涉及到的是文学和人文学术各门学科和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并认为这是时代的问题、世界范围内的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什么是人文精神?它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失落的?如何重建人文精神?各次座谈发言的重点、内容和倾向都不相同。第一…     

宣统二年汪荣宝与亲贵大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

亲贵与留学生的结合,为光宣之交一大政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未署名的宪法说帖,实系宣统二年五月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后,汪荣宝替善耆、毓朗的捉刀之作。说帖的要旨及诸人的持续努力,既排除协定宪法的可能,又剥夺宪政编查馆的草宪权,是十月清廷钦简大臣组织班子秘密草宪的重要动因。当国会召集年限缩短三或五年的主张两不相下时,汪荣宝提出宣统四年说,虽未获善耆、毓朗鼎力支持,却得到溥伦极力运作,故虽未完全实现,但在缩短国会年限上谕中实有体现。汪荣宝与亲贵的筹谋及运作,展示了留学生小臣与亲贵大臣互为作用,联手影响清廷立宪决策的过程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