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清照《减字木兰花》

<正>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赵万里辑《漱玉词》说:“案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收之,‘染’作‘点’,词意浅显,亦不似他作。”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按以词意判断真伪,恐不甚妥,兹仍作清照词,不列入存疑词内。”《全宋词》收入李清照词,注见《花草粹编》卷二。《四库总目提要》称《花草粹编》为明陈耀文编:“耀文于明代诸人中犹讲考证之学”,有“衷辑之功”。现仍作为清照词。这首词语言浅近,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想象力。一开头写在卖花担上买得一枝花,但不说买得一枝花,却说“买得一枝春欲放”,就写得有     

《草窗词》考

清初词人朱彝尊辑《词综》二十六卷,汪森增补十卷,合共三十六卷。收录唐、五代、宋、金、元词2253首,作者659人。为一部著名词选。该书卷二十“周密”名下注云: “有《草窗词》二卷,一名《蘋洲渔笛谱》,”此说一出,相沿成习,讹误传承,无人细究,几成定论,贻误非浅。 修订本《辞源》四册“蘋洲渔笛谱”条云;“元·周密撰。二卷。密,南宋末人,号草窗,故其词集又名《草窗词》。” 1989年版《辞海》再订本上册草部“蘋洲渔笛谱”条释文云:“又名《草窗词》。词集名。宋末周密(号草窗)作。二卷。朱孝臧《疆村丛书》本,于二卷外,收有清·江昱所辑《集外词》一卷及考证,附朱氏所撰校记一卷。”而“草窗词”条更直注为:“即《蘋洲渔笛谱》”。 以上三书同执一词,皆以《蘋洲渔笛谱》与《草窗词》为异名同书。而考校实际则不然。看来,颇有考辨以正视听之必要了。 两书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草窗词》编号     

论"织贝"出海南

《尚书·禹贡》中记载天下九州物产土贡时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南宋蔡沈《书经集传》释织贝为锦名,“织为贝文”,亦即织有贝形纹的锦,《诗经》中有贝锦。是说影响较大,但是,织有贝纹的锦可以称贝锦,而称作织贝则不合于中国古代对于织物的命名习惯。蔡氏又说:“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根据汉以后文献记载,我国两广、福建、海南一带居民称木棉或木棉布为吉贝或古贝(吉、古字形相似、古音相近导致讹混),最早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提到闽人呼棉为吉贝,同期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五…     

“狼烟”小考

首次提到狼粪用于烽烟这一观点的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其后宋人陆佃著《埤雅》、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等文献中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因此 ,现今常见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均将“狼烟”释义为取狼粪所燃放之烽烟 ,似已成不易之论。狼粪用于烽烟也确实见载于唐宋时期的有关传世文献典籍。如唐代杜佑撰《通典》 ,宋人曾公亮、丁度所辑录的《武经总要》中都载燃放烽烟之薪中有“狼粪”。据此 ,能否认为“狼烟”即取狼粪所燃之烽烟 ?其实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 ,说狼烟为取“狼粪”所燃之烽烟定义不够准确。因为作为燃放烽烟之…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惟有尝胆 何曾臥薪

“卧薪尝胆”这一成语,旧说出自春秋时越王勾践发愤复国的典故。如翦伯赞主编之《中国史纲要》说:“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林汉达编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也说:“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辨伪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转载吴健吾等编《徐锡麟事迹》附录二所收《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一通(以下称“函件”),说者谓此系“研究起义的策略问题。这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徐锡麟“所谓‘供’词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当然是一种权变之计,转移清政府对孙     

辨《人间词话》之“真”

真乃《人间词话》之核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最重“境界”,开篇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此“境界”之标举,固超乎流俗,独树一帜,然加细味即可发现,境界乃《人间词话》之主旨,而“真”乃“境界”之核心。正如王氏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这里,境界包含自然景物与主观情感两大要素,然无论景还是情,皆赖一真字,舍真即无所谓     

“需”非“懦”之误——读《鹤林玉露》札记一则

<正> 《鹤林玉露》乙编卷五《断决》云:“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王瑞来同志的校点本(中华书局版)认为“需者事之贼”的“需”,乃是“懦”之误,于是径改之,我以为“需”是对的,不应改,理由如下:     

“长句”仅指七言古诗吗?

翻开唐宋人的诗集,常会碰到“长句”这个词。《辞源》解释说:“唐人以七言古诗为长句。”《辞海》亦云:“长句:谓七言古诗,唐人惯称之。”日人编撰的《大汉和辞典》亦沿用此说。(按:新版《辞海》无“长句”一条。)证之以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杜工部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足见长句最难,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学问者不能作也。即以唐而论,以长句擅场者,李、杜、韩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据此,则长句是七古的别称,似已无可怀疑。     

论古代李清照评价中的理学色彩

<正>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超卓个性的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其人格与作品都放射出动人的风采。然而,宋代以后,她固然以其“压倒须眉”的才调赢得过不少称誉,同时也招来不少贬抑之辞,其中,来自理(道)学方面的批评相当突出,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分析。一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易安居士)“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宋朱或《萍州可谈·卷中》说:“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元杨维桢于《东维子集·卷七》说:“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明叶盛于《水东日记·卷二十》中说:“文淑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欤!”而清裴畅评易安《词论》时则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引)     

桃源问源

清时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其校补的《陶集郑批录》中说:“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此处所讲的桃花源故事为当时“喧传”之“异闻”,是信而有据的。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曾在他的《异苑》中记载了一个和桃花源故事颇类似的“异闻”:“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南朝后期著作《武陵记》也记述了蛮     

形似断代短制 实为专史长编——关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

在学术著作方面,鲁迅至少有两部未完成的书稿写作计划。1933年,鲁迅曾致函友人说:“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书信·330618·致曹聚仁》)在鲁迅拟编的这两部书中,他平时谈论最多的便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稿的计划。1932年底,鲁迅的生活已颇感困顿,但他仍对朋友说:“倘终于没有什么事,我们     

《藏獒》与《狼图腾》之比较：文学与文化的层面

《狼图腾》和《藏獒》两部相继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是近两年来出版界和文坛的盛事。《藏獒》在发行之初,打出了要“PK”《狼图腾》的旗号。读者群中已分裂成“狼迷”“獒迷”,双方争论热烈。笔者认为:《藏獒》虽是摽着《狼图腾》出版发行,有跟风之嫌,但从文学的层面,《藏獒》和《狼图腾》在故事及情节的安排、形象的塑造以及环境细节的烘托渲染等方面,各有千秋;从文化的层面,《狼图腾》的思想切合了人们的生态焦虑和生存焦虑,拥趸者自然居多,而《藏獒》所倡导的“獒性文化”即“英勇、忠诚、责任、牺牲、规则”可能更得人心,客观上也对《狼图腾》掀起的滚滚“狼文化”有一定的冲击。     

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

最早论张九龄文学风格的是他同时代的张说与徐坚,称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新唐书·文艺传》),谓其为文不尚藻饰。最早以“清省”为其诗考语的是杜甫,其《八哀诗》云:“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仇兆鳌注:“地有余,力厚也。语清省,词爽也。”言其笔力沉雄厚重而语言清新省净。受杜甫影响继以“清澹”二字论其诗的是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唐初承袭梁、陈,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自此九龄涛风清澹遂成定论。     

从联绵词的构成音节的词素化倾向看汉字的作用

1:0 我们这里所说的联绵词,定义较为严格,只指现代语言学上能称之为双音节单纯词的那些词,如“狼狈不堪”的“狼狈”、“犹豫不决”的“犹豫”之类;所谓构成音节,是指构成联绵词的那两个音节,如构成“狼狈”的“狼”和“狈”,构成“犹豫”的“犹”和“豫”即是。2:1:0 按照传统的观点,联绵词是一个纯粹的声音组织,它是靠它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构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考辨——兼及苏词风格的若干问题

《东坡续集》卷五有《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在这三封书信的第二封中,苏轼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作词的话。文如下: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六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 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从这段话里可以知道,苏轼曾经作过一首行猎词,并于数日后写呈鲜于子骏。词学界一般认为,信中所说的这首行猎词,即指《江城子·密州出猎》。宋人傅按编《东坡纪年录》云:“熙宁八年乙卯,公在密州。……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诗和梅户曹会猎,……又作《江神子》（雪涛按:《江城子》词牌亦作《江神子》）”。可见该词乃熙宁八年（1075）冬作于密州。因此,其数日后写给鲜于子骏的这封信,亦当作于是年。词学界一般均如此说,笔者亦以为然。     

《经传释词》正误二则

《经传释词》卷九“之,犹与也”条下,列有数例,其中最后“潘尪之党”和“申鲜虞之傅挚”两例不妥。 “潘尪”句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癸巳,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於战?’”这里,潘尪之党,系指潘尪的儿子潘党。所以后面说“二臣”,即潘党和养由基。如“之”作“与”解,就成了潘尪与潘党与养由基,岂不该说“三臣”才是? “申鲜虞”句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先驱,穀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     

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

关于轮台的地理位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轮台县条说:“唐置县,并置府,后废,即今新疆轮台县。”①新编《辞海》轮台条说“古县名,唐贞观年间置,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市与昌吉之间,其后又于此地置轮台州及都督府,唐末地入吐蕃。”②新版《唐诗选》轮台条注说:“唐时属庭州,隶北庭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之东,封常清曾驻兵于此。天宝十三至十四年,(岑)参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亦多居此。”③王有德《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他》一文说:“那么轮台究竟在那儿呢?《新疆图志》轮台县注说:     

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之起源

对于燕乐(亦称“宴乐”,“宴”同“燕”),目前学术界多认为它起于隋代。如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上编中说:“惟燕乐实始于隋。”这一判断,不仅关系到燕乐本身的起始时代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词的起源问题。因为长短句词是与燕乐相结合的,因此不少词论家便把燕乐的起始时代,定为即是词的起始时代。如任半塘先生说:“‘长短句词’亦属燕乐范围,当随燕乐之开始而开始,断在隋代,岂容主观派其兴于数百年后之中晚唐?”(《唐声诗·弁言》)又说:“盖诗乐、词乐共属于燕乐,而燕乐之具体形成,则开始于隋。”(同上第七章“与长短句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