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

本文认为 ,先秦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的思想差别在于 :(1)国家本位和君权本位 ,(2)组织控制和个别控制 ,(3)已定公正和或然公正 ,(4)法规至上和权术至要 ,(5)集权要求和专制目的 ,(6)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的思维要求也各有侧重 :(1)绝对性和相对性 ,(2)结构性和单个性 ,(3)系统性和辩证性 ,(4)监察性和预察性。从思想源流讲 ,法治主义是从儒家礼治路线发展过来的 ,而术治主义承自于兵家、老子。术治主义在发展了政治理性的同时背弃了政治价值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孔子的“尊贤”并非“有等”

春秋中叶以前,奴隶主贵族内部的“明贤良”(在贵族中选举能者治政),可谓先秦“尚贤”思想的先驱;春秋末期孔子的“举贤才”,是这种思想的一大发展,它第一次使“尚贤”跳出了贵族小圈子。但对于孔子“举贤才”的标准问题,以往论者却毁多誉少。毁者主要观点是:“孔丘‘举贤才’的具体要求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北京大学编《中国哲学史》)史实究竟怎样?本文拟就此作些具体分析。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人性”不能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

在我国哲学论坛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人的现实存在,提出要建立以人性主体性为中心的哲学,即所谓“‘人性’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断言要把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在人性主体性上,亦即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并不是前引观点作者“新发明”,而是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人学的变种。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常常把认识看成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运动,这是受“理智主义”的影响,依他看来,哲学认识应当从“本质”到现象的直观,研究人的“存在”这个哲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更显示出了这种人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奥斯丁分析法学中的法治养源——另一种视角的分析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和“‘应然法’与‘实然法’分野论”虽然有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仍有可汲取的法治养源。有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有利于以道德标准否定法的效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者缺一不可。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問題——批判何直、周勃的修正主义观点

国內外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千方百計地加以歪曲和否定。說它沒有产生的基础,只是个人的“捏造”和“发明”。他們說:“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是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发明出来的,发明人便是那个‘利用高尔基的作为作家的威望’的日丹諾夫”。何直、周勃等对社会主义現实主义定义的否定,也同样是这种     

“五四”浪漫主义消亡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轨迹

众所周知,“五四”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载体是来自西方的个性主义。对于这种个性主义于“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西方化”的个性主义因使接受主体和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双重隔裂而最终葬送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另一种认为,这种个性主义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土大夫隐逸文化的合流而显示出某些畸形特质,使‘五四”浪漫派作家与现实格格不入,最终导致其迅速消亡。本文认为,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化载体的个性主义始终是～种不完善的个性主义;其欠缺之处不在于传…     

论部门主义及其危害

在法学上,部门主义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与地方主义一样被认为是危害整体和统一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人们对地方保护主义对改革和法治的危害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几乎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部门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同样危害,对某些系统的部门主义对改革和法治构成威胁表示极大的忧虑。有效抑制部门主义以促进改革和法治进程,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一　　所谓部门主义,又称部门本位主义,是指某些行政部门在思维和行为层面上,皆表现出“部门主义”倾向：认识问题视野狭窄,局限于“部门”角度,缺乏整体意念;决策及措施局限于“…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几个货币理论问题

一货币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贷币和资本主义货币虽然都是一般等价物,都有着类似的职能,但它们的作用却有本质区别。”这是肯定货币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的,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本质仍然是一般等价物。”在同一本书中,前后用同一个     

语文课堂提问的辩证处理艺术

深与浅中学生年龄小、生活经验少、认识水平低 ,根据心理学原理及教育学“可接受性”原则 ,对一些虽在中学课文中出现 ,但的确偏于艰深的问题 ,可以作比较浅的处理。例如 ,教《拿来主义》 ,有一个问题很难 ,那就是“作者谈‘拿来主义’ ,为什么先花大量笔墨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花了四段的篇幅去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而未提“拿来主义” ,这不是离题了吗 ?为解决这个比较深奥的问题 ,可以提一个比较浅的问题 :“讲台上有一支粉笔 ,我们对这支粉笔可能采取的态度有几种呢 ?”这当然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