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明朝建立之初,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虽未中断,但并没有立刻形成高峰。只是到了永乐时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下才出现传播兴盛的局面。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的穆斯林如何调适与社会、国君之间的关系,这是其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以伊斯兰教法为切入点,探讨蒙元时期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和伊斯兰教法与国法(国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面妆研究

本文结合元代文献资料、出土文物、图像资料等,分析了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的面妆与面饰,并与契丹妇女＂佛妆＂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的面妆与面饰虽然受契丹妇女＂佛妆＂影响,但仍具有自己的特点。     

试论蒙元时期东西方人员的往来

历史上游牧民族扩张所造成的民族迁徙不胜枚举。蒙古的扩张也造成了欧亚民族的大迁徙。这种民族迁徙所造成的影响、后果，本文不加以探讨。这里只论述一下蒙古扩张过程中和蒙古帝国建立后的东西方人员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东西方相互了解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     

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

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西夏境内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地,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我们民族血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界对西夏遗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迁徙与分布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方面。笔者以高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氏家族成员在蒙元时期所任官职和主要活动的分析,展现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遗民心理等一些情况。     

论蒙元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分布与政府经略

中国西南的乌江流域地区,因长期远离中土且资源丰硕,历来是彝、苗、布依、土家、仡佬、侗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自元朝实现国家一统以来,封建朝廷对乌江流域的统治与经营较之前朝更为广泛深入。蒙元统治者不仅通过置设行省机构、推行土官制度等举措,极力强化当地的政治集权控制,而且还通过建立站赤驿道、开展军民屯田等方略,有力推动着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北元时期蒙古族女性社会地位探论——以《阿勒坦汗法典》为视角

在北元时期,蒙古族妇女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俺答汗时期所颁发的<阿勒坦汗法典>重视对蒙古族女性的保护,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封建法律保护女性的传统模式.尽管<阿勒坦汗法典>不是整个蒙古社会所制定的大法,实施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但这一法典对于推动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对于蒙古社会的法制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中唐服饰风尚看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盛唐和中唐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也是诗歌的分水岭,中唐的诗歌展现了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风貌,先是经历了以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过渡期,随着渴望中兴的改革观念的崛起,诗歌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出现了以怪奇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尚实为特征的元白诗派,这些诗派的产生有着这个特定时代文化土壤的影响,可以通过文化的另一个视角——服饰,在中唐出现的特色为出发点,探求另一种中唐文化的代表——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歌流派,所能够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文化风尚原因,能对这两个诗派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进而了解中唐的时代特色与审美情趣。     

晚清方濬颐《梦园琐记》的文体性质

晚清皖籍文人方濬颐的《梦园琐记》多记别人讲述或亲见亲历之事,其中奇闻异事、神鬼精怪、因果报应故事占据较大比重.全书内容丰富,文笔简练,篇幅短小.根据胡应麟所提出的“姑举其重”,即以一部作品题材内容和功用的主要侧重与倾向来确定其归属的分类方法,虽然《梦园琐记》中有相当的“非小说的笔记”成分,但并不影响其“笔记体小说”的整体性质.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孟浩然陶渊明仕进思想之比较

孟浩然陶渊明在古代文学史上虽然被称为隐逸诗人 ,但实际上二人的仕进思想较为强烈。就二人仕进思想的特点而言 ,孟浩然具有恒定性和痴迷性 ,陶渊明具有随遇而改性和达观性。就二人仕进思想的形成而言 ,主要是受了儒家仕进观的影响     

论“韩孟”的佛道诗

韩愈、孟郊诗歌都以险怪著称,然"韩孟"的佛道诗各有独特的艺术风貌韩诗尚"俗"和"实",孟诗则尚"雅"和"虚".这种迥异的艺术风貌与"韩孟"各自的宗教观、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技巧密切相关.     

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而皆作于开元二十三年     

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

汉至魏晋文学乃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由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正好可管窥这一巨变的过程。汉代士人主要借屈骚以兴怨,文学中多抒发不遇之叹,由对屈原命运的反思,引发了关于生命观的理性探讨;汉末魏晋,庄骚易位,庄子占据思想舞台,文学中述志主题反复奏响。但庄子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作为潜隐的暗流,它时或喷涌而出。描述和阐释庄骚两股精神之流在汉晋文学中的嬗替,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由汉至晋文人心理和文学特色的转变。     

“一时文宗”袁宏的《后汉纪》史论艺术

东晋袁宏，史称“一时文宗”，其史学巨著《后汉纪》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史论部分约占全书的十二分之一，仿《汉纪》形式，引玄入史，不拘一格，创立了较为灵活的史论写法，具有立论抽象概括、论证严密透彻、感情洋溢、语言朴实的艺术特色。     

汉代文人屈原情结的成因

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两汉文人的人格持征和创作心理。穷困,包括政治穷困、心理穷困以及文人个体命运的不幸,是屈原情结在两汉文人四百余年的心理历程中得以型塑并传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