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

教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另外一种自我成就的方式,其完善人类自身的初衷和近代启蒙的选择并无二致,甚至比启蒙的意义更加丰富。从思想向度而言,教化含有启蒙的意思,但又不仅限于启蒙,其理论旨趣与启蒙之说有着较大的差别,内涵也要比启蒙深广得多。从伽达默尔的"教化"概念到罗蒂的"教化哲学",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与启蒙理性的认知型模式不同,教化更看重生命的实践性、整体性、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把握事物的在场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或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特别是就儒家哲学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教化的理解,而不是启蒙的解释。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后现代语境:"他者"与"世界性"

作为两大系统的中西哲学文化,对"他者"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在后现代语境中,解构理论对西方本体论传统的反思,中国艺术美学风格面向世界的现代性建设,赋予中国传统文明和当代艺术创造新的意义.只有以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为背景,从"他者"角度切入,才能揭示出当代审美创造的文化与美学意义及引发的问题内涵.     

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

"政治"与"文化"是构成现代中国人日常世界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和工具,而是必然带有西方的种种历史经验的.当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观察问题的现代出发点和使用这两个概念必然产生的对中国经验的扭曲性再塑.当中国人将传统政治的理解转变为全盘接受西方对政治的理解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自我理解也从教化变成了启蒙.这使得中国现代政治成了"模仿的政治".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论茅盾的"实践型启蒙文学观"

茅盾前期的启蒙文学观不但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而且富含系统性的建构趋向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中表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实践型的启蒙文学观"。强烈的启蒙意识使茅盾文学观的启蒙负载与启蒙内涵极度膨胀,并潜在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与创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在阐述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文化条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衰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与文化启蒙、社会变革和传统理想嬗变、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分析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共鸣,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对于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关于“启蒙”概念的思考

在参照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吕迪格·比特尔对康德启蒙概念理解基础上,阐释了启蒙概念包含的一般含义以及康德所谓的启蒙的特殊含义,提出现在所谓的启蒙概念不仅经历了西方语境中的发展流变同时也经过了中国化过程中的语义增值．因而启蒙概念的含义．一方面包含由西方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个性等含义。同时也指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觉担当意识.     

妙悟与体道——中国古代"妙悟"鉴赏说的哲学基础与历史演变

道家哲学“体道”的思想方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审美鉴赏“妙悟”说的哲学基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典艺术贵“虚”重“无”,因而在鉴赏中重视直觉领悟。这种倾向发端于晋宋之际,而严羽为其集大成者。严羽对“妙悟”鉴赏说的贡献,是他首次系统地从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角度阐明了“妙悟”鉴赏的合理性,并揭示了“妙悟”鉴赏的前提与实现途径。     

陕北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

陕北成为辛亥革命的早发地和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皆因在陕北近代史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于陕北社会矛盾尖锐和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场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领导者是辛亥革命的先躯，他们以发动新军参加革命来践行自己的理论。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为中心

萧萐父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这一问题逻辑地蕴涵了四个层次的追问:第一,什么是"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二,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三,如果有,它"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他的回答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现代化"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

李欧梵先生挖掘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颓废面向意义重大,但他认为此种现代性的被压抑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进而提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时间观念的论断,这是值得商榷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并非如李先生所言如此巨大。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利玛窦的地图开始部分瓦解中国天朝中心观念,到中国文学世界由于发现另一空间,由之更重视自身的空间体验,都可看出对现代性的空间的重视。     

伽达默尔“第三次启蒙”与现代科学化时代

人们普遍乐观而无思地生活于现代科学化时代 ,伽达默尔以康德“敢于使用你的理智”重新强调了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意义 ,并以“第三次启蒙”为题 ,对现时代人类生活判断力的荒疏与忘却从实践哲学上给予了批判和纠正。“第三次启蒙”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重建 ,人类启蒙与人类存在共始终。     

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引论——以东西方历史、文化根源为切入点

从时代精神的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的角度切入,梳理战国时代与启蒙时期的历史发展线索,把握中西刑法精神的演进及其历史生成条件,发掘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的异同,探寻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异同及其历史、文化根源,以求对中外刑法思想、刑法传统与刑法现代化问题的深刻体认。     

中国古代教化对重建人文精神的启示

教化,以其内在的文化人伦的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规范和鞭策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市场化的冲击,我们重建人文精神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借鉴这样一种力量来帮助自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我国古代教化入手谈它对今天重建人文精神的启示.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细分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中国化。学理层面的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不仅包括中共领导人,还包括党的一般理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新启蒙学者积极倡导“中国化”,使学术界形成了浓厚的“中国化”的学术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启蒙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趣味与罗可可风格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知识不仅有形而上的知识和思想层面,也反映在比较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层面,而社会风尚往往又是思想的折射或受其影响所致。以往的论著大多已经比较详细地排比了18世纪欧洲人的艺术口味和中国趣味,文章则试图揭示出,那些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看待中国之眼光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潮流是如何影响着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与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