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李白的骄傲：“五花马、千金裘”

李白一生中曾有过短暂的侍君生活，在待诏翰林时，他凭着自己那支生花妙笔而深得唐玄宗的恩宠，不仅被允许骑上飞龙厩里的“天马，还得到玄宗所赐的“御衣”，即他自己所说的“千金裘”或者“紫绮裘”，后人所指的“宫锦袍”。“骑马穿裘”便成为李白后半生念念不忘的骄傲；尤其是李白所得到的“御衣”，成为后人歌咏他时的标志物。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

将没有外在“事实联系”的中印古典“韵”论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相同之处有四：一是对“韵”这个审美范畴“推尊之以为极致”；二是认为韵与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三是对韵的内涵的理解基本相同；四是都运用比喻来言说。其歧异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各自的产生、来源不同；二是印度韵论对韵有更深层次的分类研究。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女强人"现状之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一部分女性在社会赋予的机遇面前表现出充分的自主意识,由此,"女强人"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通过阐述"女强人"的由来、类型以及她们在择偶、婚姻、就业、生育等方面的情况,从社会原因和女性自身的原因分析了现代"女强人"目前的生存状况,进一步说明女性在追求自身解放道路上的"漫漫修远".     

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视野看两性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

两性社会地位的分化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它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就在于两性对社会控制力量的不同掌握.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视野来看,影响两性社会地位初步分化的社会控制力量主要表现在婚后居住方式、巫术对性别的不同选择、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禁忌、战争的性别特征以及男子建立政治社会等五个方面.这些文化要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女性在社会地位的评价中逐渐处于不利的位置,两性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便因此而得以形成.     

人类学视野中的"无国籍女人"——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94年该村附近旅游开发以来,A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妇女嫁入该村。然而,这种必将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群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国籍、户籍,最后导致这群嫁入中国、在中国生活并生儿育女的越南妇女成为“无国籍女人”,最终导致她们产生了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使她们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苗疆“挡箭碑”一体两面特征及民族繁衍意识蠡探

苗疆“挡剑碑”是鬼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的产物,巫术作为实现保种护生功能的主要技术而显现。 “挡箭碑”一体两面之特征与保种护生功能体现了苗民族强烈的繁衍、增殖意识和“善恶观”道德价值,也反馈出苗族鬼神文化的虚诞性与滞后性。     

湘西“锁蛇”：蕴涵科技元素的黑白巫术晶品

湘西锁蛇属于辰州符中九丁十三川之遗存绝技之一，属防御性的感生性质的白巫术，但也能转化为极富攻击性的危害人命的黑巫术，是黑、白巫术的结晶体。“锁蛇”的内核注入了药物药效的科技含量。隔绝的地理机制和厚重的原始巫傩文化孕育并保存了这种蕴含着科技元素的黑白巫术的晶品。     

汉代妇女政策研究

汉代有关妇女的赋税政策规定妇女和男子一样承担各种赋税,这就使妇女的劳动贡献突破了家庭范围而直接面对国家,从而具备了获得社会性成人身份的一个根本条件。汉代法律还规定妇女享有财产继承权,这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得到了体现。另外,汉代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颁布的诏令中,都有优待和维护妇女应得权益的措施,如:对女性的分封与赏赐;对孤寡老弱女性的物质优待;对女性囚犯的人道照顾;对"贞妇"的奖励。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统治者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从而在政策上保障了妇女获得较高的权益和地位。     

《太平广记》所见唐代妇女的婚恋生活

《太平广记》记载有大量反映唐代妇女生活状况的史料,对认识和探讨唐代妇女婚恋、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代妇女具有“择偶的自由”、“妇女不重贞操”、“男嫁女娶与妒妇惧内”等特点,充分反映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较大幅度提高。     

《诗经》的韵式与偶句韵成因探索

诗歌的节律特点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特点，更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审美范式。元音是最容易切分出来的乐音。因而古人选择押韵作汉语诗歌最早形式。先秦时汉语声词尚未定型，决定了《诗歌》韵式繁复的特点。《诗经》创作、整理主体瞽矇是职业巫师，擅长于巫术歌舞表演及审音。他们选择偶句韵为主的原因是：它能体现以和为美，错综为美的审美范式和原始音乐突出节奏的特点，适应巫术表演和瞽矇工作的需要。     

女性解放与《子夜》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把<子夜>众多女性形象置入女性解放视野之中就会发现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出走的女性;二是徘徊的女性;三是回归的女性,她们可以说都是女性解放的产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