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

通过对"五四"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女性作家的比较分析,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认为其转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中心从追求社会的认同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转变为对自身特性的关注;第二,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有意识的突破传统男性观念,开始冷静客观地建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中加入了大量的"身体"内容并与女性的特殊心理相结合,形成了对女性的全方位描述.     

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生命比较短暂,但是她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其短篇小说对整个英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被关誉为“英国契诃夫”、“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苏珊·S·兰瑟的女性叙事学理论把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划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等三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主要采用了苏珊·S·兰瑟前两种叙事声音.因此,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的女性主义叙述类型主要有“个人型”和“作者型”等两种.文章对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的叙事类型加以阐述,指出其“个人型”叙事模式,主要是“局外人”身份的自我“不发声”以及“作者型”叙事模式,主要是女性人物发出独立的“声音”.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     

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刺猬的优雅》

女性主义叙事学主要研究叙事话语与性别及身份的关联,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刺猬的优雅》通过看门人荷妮和富家少女帕洛玛的交替视角,展示了巴黎一栋高级公寓里发生的故事,揭露她们的经历和心路演变。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理论依据,围绕小说的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及叙事结构特点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探讨芭贝里身为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如何通过女性叙事策略,建构起女性叙事声音和女性话语权威。其写作尝试也对中国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俄罗斯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生成机制、发展历程与特征

“混乱时期”叙事是指俄罗斯作家针对“混乱时期”（1598—1613年）进行的写作,有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机制,即历史、文学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俄罗斯文学历史叙事的传统及“混乱时期”的强大生产力。自17世纪至今,“混乱时期”叙事已历经400余年,其叙事话语、叙事文体、叙事风格和内容,都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7—18世纪以纪事体裁为主,同时出现了戏剧形式的实践,“混乱时期”叙事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呈现对正统血脉继承制由维护到剥离的话语特征;19世纪是“混乱时期”叙事的繁荣时期,史剧的文体形式虚实交织,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特点,女性形象的边缘化,斯拉夫主义的话语倾向是其主要特征;苏联时期则主要聚焦1612年的莫斯科解放事件,表现人民的革命性及其爱国热情;而苏联解体后,叙事话语出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特征,体现为对传统形象的消解、对女性形象的重视,以及后现代的文体风格。     

彰显女性身份 突出女性声音——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

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传统的叙述模式进行了颠覆,将女性主义思想揉和在新的叙述模式中,并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试验和尝试.其代表小说<到灯塔去>的创作,采用了意识流手法,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和多重叙事角度等多种叙事形式,体现了女性主义精神和立场,旨在彰显女性身份,发出女性的叙述"声音".     

由“被看”到“看”的突围——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女性叙事视角初探

男性叙事视角是中国叙事学的传统叙事模式,故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处在“被看”的地位。女性主义作家对女性“被看”历史命运的改写,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努力,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叙事小说对经典叙事视角的反叛色彩尤为明显。以叙事学为理论背景,从女性主动“看”的突围路径、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女性叛逃男门后的自我迷失三个方面,浅析《一个人的战争》立足女性视角叙事为改写女性“被看”所付出的努力。     

论女性作家叙事风格的转变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毒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跨越与交融中的内心质询——论陈谦小说“跨域女性”的心灵叙事

桂籍海外华文作家陈谦在自我审视与内心质询中实现了“自我”言说的建构，展演了跨越与交融的多重属性以及智性的生存哲学；通过细致而绵密的语言，陈谦的小说也表达了“跨域女性”心灵敏感而柔嫩的感知力。直击跨越中的内心真相，书写交融后的心理真实，陈谦小说通过文字还原跨文化场域间的心灵体验，最终建构起独特的书写“跨域女性”心灵世界的叙事伦理。     

艰难的历程——对《简&#183;爱》“叙述声音”的读解

很久以来人们把《简·爱》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以其独特的视点,发现了在《简·爱》这部女性叙事文本中,传统叙事无以到达的彼岸叙述声音与女性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从叙述声音的视角,借鉴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简·爱》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在19世纪男性权利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作家争取女性话语权,建构文本中女性话语权威的艰难和她们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她们在写作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受叙述者的声音限制,但是女性作家们所做的努力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     

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嬗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艺术上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女性作家主体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叙述话语的转变 ;小说、散文的文体变革。现实精神始终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 ,现代意识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品格。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话语则由欧化倾向和理性色彩向感性化、叙述化转变。女性文学在文体上由模式型、传统型向实验性、多样性转变     

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嬗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艺术上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女性作家主体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叙述话语的转变;小说、散文的文体变革.现实精神始终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现代意识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品格.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话语则由欧化倾向和理性色彩向感性化、叙述化转变.女性文学在文体上由模式型、传统型向实验性、多样性转变.     

伊迪丝·华顿在《欢乐之家》中对话语权的探索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伊迪丝·华顿积极构建两性之间的对等交流。通过对《欢乐之家》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伊迪丝·华顿从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女性象喻系统的建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三个层次瓦解了男性话语权,挑战了男权社会的霸权,并建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话语权,为女性作家写作及女性解放树立了新的丰碑。     

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战争叙事主题与形式述略

文章通过梳理总结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和作品创作情况以及研究现状,重点归纳了中日进步女性作家作品中呐喊疾呼、纯情叙事的战争表现形式和底层书写、女性关照的战争叙事主题。表达了中日女性作家在抗战特殊时期体现的人文关怀、底层关怀、女性关怀、家国关怀的文学追求。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虚构的权威——从《奥兰多》的叙事模式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称作女性主义先驱者,她通过书写女性来为女性及女性作家获得"声音"。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并把它贯彻到小说《奥兰多》中。基于Susan S.Lanser的《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提出的叙事模式,通过分析伍尔夫在《奥兰多》中采用作者型叙述与集体型叙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揭示其体现出的"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伍尔夫对女性作家遭受不平等待遇状况的讽刺。     

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小说──评池莉的“人生烦恼三部曲”

女作家池莉继《烦恼人生》之后，陆续又推出了“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等作品。这些小说，以其女性细腻而敏锐的目光，以及汉味十足的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悲喜兼容、庄谐互见的审美品格，受到评论界的称道，并被誉为“人生烦恼三部曲”，成为“新写实小说”最典范的作品。本文试图剖析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派小说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找出新写实小说处理“写实”与现实关系的独特形式，总结其成败得失，以利于今天的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为新写实派作家，池莉忠实记录了新的历史时期复杂而剧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