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中的共和

共和与民主同样历史悠久,它们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脱颖而出,共和退隐幕后,共和中的一些内容被民主所吸收和容纳,民主吞噬了共和。但是,共和的价值和理念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始终存在,挥之不去,构成现代政治制度中民主和共和的奇妙结合。     

共和主义史学派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解读——兼论共和主义范式的得与失

20世纪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和立国曾先后出现了多种解释范式,其中20世纪中叶出现的共和主义史学派强调古典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深刻影响。共和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当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美国宪法学等领域都获得了重要话语权。但是,对共和主义的重新概念化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经济人假设：共和主义传统的反思与主张

经济人假设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政府机构都是追逐私利、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经济动物。这种假设的结果是政治冷漠、公权腐败、市场失范。共和主义反对经济人假设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公地灾难问题。共和主义主张超越经济人,发展责任型政府。在政治人假设的基础上,共和主义主张公众积极参与政治,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偏好,社会合作协商。共和主义区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类型,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相互配合,积极促进公共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评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共和主义的评述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该书对共和主义的评述存在明显的失当.金里卡把共和主义中的温和倾向评定为与自由主义一致,而把比较强硬主张的共和主义的观念加以极端化处理,从而断定是不合时代要求的,由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缺陷的批评被忽略.共和主义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衰败以及公共价值的衰落的忧虑,而力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来复兴集体自治的价值.     

共和主义乌托邦：从柏拉图到莫尔

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实质上柏拉图和莫尔都希图建构一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由此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与共和主义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却被遗忘的历史关系,因而我们试图恢复以柏拉图和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想家在共和主义政治光谱中的理论地位也并非一种主观冲动。     

强有力政府与政党内阁:民初建立共和政治的困境——以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共和政治设计为中心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孙中山与宋教仁对如何实现共和政治有着不同的设计,其要点是需要一段时间革命党独揽大权还是立即实行民主宪政;是权力比较集中的总统制还是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由于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现实,孙中山和宋教仁的设计都没有实现,共和政治的建立陷入困境。     

民主·共和·宪政: 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试论清遗民对共和民国认知的复杂性

清遗民是民初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政治观念表现出复杂性。就对共和民国的认知而言,大致有两种：一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处于矛盾、变化之中。这种矛盾变化性表现在：对共和民国先充满期待,失望后转向忠于前清;对共和民国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具有始终如一的特点．表现在：反对共和,仇视民国;对共和民国持一种平和态度。清遗民对共和民国的认知情况折射出民初士人复杂的心态．昭示出这一社会群体夤杂多样性的特点。     

从特色到共和--读《共和观》

文章通过评述苏昌培先生的新著<共和观>,阐发了特色与共和思想产生的时代必然、时代意义及其丰富深刻的内涵.     

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 ,主张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的政治自由观、混合均衡政体观以及公民美德观。其理论特色包括 :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原则、相互性原则、积极行动原则。探讨古典共和主义 ,对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民主、共和与宪政：含义及其实现方式的变迁

民主、共和与宪政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基础词汇,然而,就学术界对这三个词汇的使用来看,仍然普遍存在语义含混现象。没有民主的共和是古典的共和,贵族色彩比较浓厚,共和必须经过民主意义上的重塑才能获得其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宪政也必须是以民主为支撑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压力,那么统治者往往不甘心其权力受到限制和制约,在此意义上,宪政乃是民主的产物,民主构成了宪政的基石。从发展趋势来看,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架构必然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     

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     

辛亥光复后的安徽：共和新举措与历史遗产

安徽辛亥光复后,两任革命党背景出身的安徽都督孙毓筠、柏文蔚,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共和政权制度建设的新举措,大体表现在革新、除弊两个方面。正是这些措施夯实了共和政权的基础,也给后世留下值得纪念的遗产。如革命党人尽力避免乱世祸民的政治思考,稳定政局,避免旧式王朝更替时期对地域社会的破坏再现;构建省级和县级权力分立的基本政治制度,大胆尝试省级共和政权新的政治共同体构建。     

基本义务的共和品性:罗马精神的复兴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体现了罗马精神,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人身份,其思想基础是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与自由主义义务形成了重大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共和主义认为国家是共同善,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将自由视为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在吸收义务的对价说、保险说、牺牲说和情感说的基础上,区别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义务,补充了"租税债务说"、"兵役职务说"、"绝对义务说"和"义务权利对等说"的内容,提出了义务职责说,用共和理论对基本义务进行了新的解释。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民主共和”:中国式契约政治的构建

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经过新旧势力合流,结束清朝皇权政治.国内新旧杂糅的各种政治势力,受国际因素影响,以推翻帝制为目标而进行了权力博弈,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多数力量赞成嫁接西方“民主共和”体制,建立中国式的契约政治,从而试图构建一种别于君主专制的新型政治秩序.然而这种契约式政治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派系斗争性,基本决定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主文从的政治表达,此为“共和”夭折埋下伏笔.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既是在理性人对自我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是在政治人客观的社会认同需要、自我价值展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目标,共和主义建立了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实现机制,即通过榜样示范,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提升全社会增进公共利益的意识与能力。通过责任政府,建设合作社会,多种机制共同促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提升公民身份的含金量,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促进民众对共和国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认同。通过论辩与协商沟通民意,提升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