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觉的真实”到“现实的真实”——论余华的创作转型

作家余华在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创作转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创作转型,从读者阅读感知的层面可以总结为:从"感觉的真实"到"现实的真实"。它具体表现在:创作题材上的从描绘绝望的魔窟到生存的咏叹;创作方法上的"非理性"成分的不同处理以及从强调技法到不露匠意等方面。     

富有创新精神的叙事——论余华小说叙事内容的转变

当代作家余华用他的生命历程进行着创作,以冷静的思考成熟于自己写作当中,以他最具有原创性、不可替代的余华叙事给文坛带来了一片刺人眼目的风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余华80年代早期作品多以暴力和冷酷为显在内容,以独有的感觉方式和叙事来探索和提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展现一幅幅残酷阴郁的世界,饱含着对人性恶的愤怒和焦虑.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却以迥异的叙事内容继续书写着他对生存命题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他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     

余华90年代小说的解读

90年代,余华的小说创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他的民间情怀主宰了此期的创作.对真实的生命过程的关注、思考成为此期小说的共同主题.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重新寻求,更显示出了他创作的独特和深刻.     

“看”与“被看”模式下的孤独与狂欢——余华长篇小说的宏观结构

余华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指向之一是通过写作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作品内部有着动态的自传性。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令人绝望的孤独感是余华长篇小说的重大主题。与此同时,小说叙述中的狂欢色彩却越来越浓重。"狂欢"作为一种发现本我与宣泄自我的方式,目的在于对童年时期自我内心孤独与压抑的疗救。"看客"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这一概念曾被用在余华作品研究之中,而事实上,以《在细雨中呼喊》为分界点,"看"与"被看"的所指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因为绝对真实的自我永远无法通过叙述抵达,这些小说隐喻了个体孤独与狂欢角逐的矛盾而复杂的存在状态。"看"与"被看"模式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存在状态得以展现的条件,在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上隐喻了现代文化带来的深刻困境。     

论余华小说中的“簇拥模式”

在余华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簇拥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对立双方力量的不同而形成两种形态,分别是"围"的效果与"放"的效果。这两种不同的效果其实展示出了余华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不同,但仍然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境遇思考的结果,仍是出自作者的内心。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印象

曾被誉为先锋派作家的余华的创作越来越注重人物和叙事。《活着》是他创作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继续保持了他对生存的肯定与温情。虽然余华尽量要淡化时代背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创造纯民间的场景,但从作品的事件描述上读者依然清晰地阅读出了那些时代因素。这是越中小镇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主人公许     

论余华创作主题的演变及其原因

余华创作主题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表现爱与美时期,表现仇恨与残酷时期,展示希望与苦难并置时期.其转换的原因首先是余华受到西方文艺潮流的影响,引导余华创作的作家在不断变化;其次是随着对真实性追求的不断深入,他对真实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第三是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余华的文学真实观与其创作转型

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变,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从先锋创作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第二次则是进入新世纪后,即《兄弟》《第七天》创作时期,由现实主义向现代写实主义的逐渐过渡.余华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显示出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在他"迂回式"的创作之路中,有一条主线将他各时期所做的不同尝试一以贯之,这条主线即"接近真实"的创作原则,余华的转变、坚守和突围都是为了更加自由地接近真实.     

《活着》，由“荒诞”与“非理性”构成的现代悲剧

悲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生存的悲剧意识则是贯穿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余华是一位充满悲剧精神的作家,而对作品的荒诞和非理性化处理是他表现生存悲剧意识的有力手法.余华的代表作《活着》,传达出强烈的人类生存悲剧意识与荒诞境遇,并且试图以道家式的"忘"来消解人类的生存悲剧.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U”型结构——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余华的《文城》由两个故事组成,其各自形成心理层面上不同的“U”型结构。两个叙事结构因相似对称而成的“U”型图式又反映了余华创作的走向：从“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兄弟》的“争议”和《第七天》的“滑铁卢”,形成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中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     

对话者——从人物设定看余华《难逃劫数》

在余华早期创作中,《难逃劫数》所包含的阴谋、死亡与宿命等暴力叙事手法在令读者心惊的同时代表着余华一个创作时期的成熟。而由作品人物、读者与作者共同承担起的对话者形象将作品中弥漫的逃无可逃的宿命感解读得淋漓尽致,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真实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探讨。     

象征的存在——余华小说人物形象论

对人的生存的精神探索是余华小说的内在主题,人物则是他对生存进行探索的阐释符码.文章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对疯子、傻子和父亲这三类典型形象的分析,探求余华小说创作的艺术演变.     

被遮蔽的"现实一种"——从余华的文革叙述看其作品的艺术变迁

1960年出生的余华,他的童年记忆正是文革记忆。余华先锋作品中的“内心真实观”即余华内心经过重构后的一种主观性世界———正是文革这一重大社会内涵的隐现。90年代在文坛普遍逃离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余华作品中的文革成为了故事讲述、人物生存的背景,历史的巨大灾难融入到了个人生存的困厄中。而在2005年出版的《兄弟》上部中,余华正面强攻文革,在以性压抑诠释文革悲剧性的同时深化了对文革的认识,也不自觉地落入了对读者与政治双向谄媚的怪圈中。     

美国文学滋养下余华先锋精神的救赎

余华的成长小说《兄弟》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成长主体与主题方面具有同质性。此外,余华和海勒有着许多精神上的同源联系和契合点,黑色幽默成为余华对抗外部世界的方式。《兄弟》在黑色幽默观照下于荒诞中体现出人的生存困境,这是余华后期创作的审美追求,从中可以见出先锋精神的救赎。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深刻的绝望——解读余华“先锋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余华"先锋小说"中表现出的对死亡、灾难、暴力的迷恋以及自觉的文体意识,一直是评论者关注的焦点,但却鲜有评论者从他"先锋小说"中的孩子形象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实际上,余华通过对孩子的游戏方式、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成人世界的关系的描写以及颠覆对孩子纯真、善良的传统认知,实现了他奉行的"另一种真实"的创作理念,传达了深刻绝望的后现代情绪,也完成了将孩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深入探索,是对现当代文学中孩子叙述的补充与发展。     

《现实一种》的“真实性”解读

余华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实一种》是他此期的重要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内兄弟之间的仇杀来展示人性的罪恶,亲情的颠覆,道德的沦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足以让读者在震撼和不可思议的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而余华在《现实一种》所要揭示的真实,并非是简单的照搬照抄现实生活,而是对现实生活精神真实的再现。     

异乡生存之痛——毕飞宇小说“疼痛”母题解读

毕飞宇自20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以来,其创作风格不断变化,但＂疼痛＂却是其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母题。毕飞宇以异乡人的生存处境作为切入现实社会和个体生命状态的一个角度,紧紧围绕异乡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展开叙事,淡化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的苦难,主要致力于在文化碰撞与城乡冲突中表现异乡人在生存过程中体验到的疼痛,展现异乡人的生存处境与普遍命运,在对异乡人生存困境的冷静逼视中,审视历史与文化,拷问人性,体现了作者对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的深层思考。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